第121章 家里摊上事儿了

    怎么说呢，若是虚构的故事，既然冒出个老子天下第一的范老三，作为猪脚的我，应该以弱胜强，在后续的情节中，把他踩在脚下，至少该狠狠打他的脸才是。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就算我拳脚功夫了得，目睹弱势的小店主遭黑帮欺辱，也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否则，人们肯定会认为我是疯子，更可怕的后果是，我们一家子很快被赶出临时市场，再没了闷声发财的机会，而后续的影响还在于，所有的人，包括教师群体，都会认为我脑子里少了一根弦，再也不正眼相看了。

    从另外一种角度，按当时人们的话说，打架，就是打钱，看谁钱多，人家打了你，让你住院，付医药费了事，而你打了人家，他有势力，不会善罢甘休，除医药费外，还得叫你赔几万甚至几十万，否则没完，天天派人跟着你，这些事，警察也管不了的。

    像范老三这种人，靠各种非常手段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有了一定身价，除非涉及到巨额利益，不会轻易指使手下伤人的，而多数的老大，范也不例外，都经历了刘高那样的白手起家之过程，在小地方揭竿而起，疯狗一般四处咬人，做出一副随时会把刀子捅进对方身体的样子，有了一定的“名气”，能凭借“名气”挣钱后，逐渐低调起来，不随便出手伤人了，虽然不打伤这个，打残那个，却拥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伍”，震慑着小百姓，打没打伤人，“效果”是一样的。

    多年后回顾我的前半生，当初教师待遇极低，很多年轻人改行，我也数次试图跳槽，尝试“下海”，（下海，已经是八九十年代的名词了）假如脱离了教育系统，年轻无知，说不定会受到引诱，踏入老百姓嘴上咒骂、却心里羡慕的那个圈子，我的人生之道路，必然会彻底改写的。

    闲话少说。范老三以及当地别的势力，虽说就在身边不远，却跟我们这一家子，并无直接的关系，他们所代表的，只是此时此地的环境状况而已。

    而刘玉芳却说，无论范老三之流如何强势，凌驾于所有店主的头顶之上，一家子做自己的小生意，闷声发小财，又不去招惹谁，“cao哥”们时时在眼皮底下晃动，就当没看见吧。

    某个大老虎主政本地的那些年，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恍惚间又回到了解放前”，人人自危，人人希望找到某个靠山，无论是政界的，还是道上的，而这些所谓的靠山，靠来靠去，最终靠上的，还是那位最大的大老虎。

    在那些年，陌生人见面，都忌讳说：“我在某个地方上班。”“我在某条街开了家小店。”往往会首先说：“我认识某某。”“我和某某又是何种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会说：“我家里的某人和某某是何种关系。”而言语里所指的某某，要么是道上的老大，要么是当地的权贵。

    既然整个之社会，形成了如此之风气，人人羡慕黑帮，人人羡慕当官的，人人希望跟此类人攀上关系，于是从上到下，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潜心于实业，潜心于专业，潜心于各行各业，几乎所有人都暗自认为，在普通老百姓当中，能混出头的，就是那些“能量很大”的人，而所谓的能量，则是指能否攀上红黑关系的能力。

    于是，在如此暗黑的环境之下，我们一家子，相当于在夹缝里过小日子，由于我的“懂事”，刘玉芳的本分和低调，才侥幸的获得了长久之平安，闷声发了点小财而已，而市场上的大多数店主摊主，也跟我们一样，在夹缝里求得生存，混一口饭吃而已。

    再说范老三既然能靠上乡镇一把手，(那位交流过来的书记当然不是傻子，能和黑帮老大称兄道弟，两人之间当然存在着利益交换），后来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延伸到县城，到了与发哥平起平坐的地步，而那位石河村的村长，由于县委里的亲戚已经退居二线，没了靠山，范老三随时“叫他过来下”，也不敢说个“不”字。

    而旅游集团搞拆迁和重建，（这家旅游集团，属于国资，挂靠着市上某单位，后台很硬）把过去的黄果垭弄得面目全非，盐巷子也不复存在，宁静而古朴的古镇，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除了周围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能寄托无尽的乡思，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无论怎么说，山那边重建的现代新镇，仍然是宜居之地，生意比大地方更好做，何况乡里乡亲那么多，走在镇上，到处是熟人，到处是笑脸，过小百姓的日子，优哉游哉的，我们一家子还是希望搬到新镇居住。

    不过，自从新书记上任，大把捞钱，整个古镇，从上到下，再无什么公平公正可言，甚至连黑帮也成了当地的主流，我们心中开始诅咒这个鬼地方，巴不得尽快搬家，搬到人文环境好一点的大地方去，比如县城。

    于是，我和刘玉芳都向往太平盛世，向往能让老百姓安心过小日子的地方。

    既然手头上有点钱，凤溪水城，就成了我们移居的首选。

    不过，去一百多里外的凤溪购房，把一家子迁移过去，我又怎么办？

    在教师队伍里私下打听，都说从乡镇上调到县城附近，大概要花九至十万元。

    这九至十万，小部分是跑关系的烟酒餐饮招待费，大部分是塞给关系人或教育系统上层人物的红包。

    也就是说，尽管县城以及周边学校人满为患，想从偏僻乡镇调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能，必须潜规则，而潜规到底需要多少，在教师队伍中，已经到了明码实价的地步。

    然而，就算有钱去潜规则，调动者必须年轻，年龄大约在四十岁以下，否则，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快“春蚕到死丝方尽”了，调过去养老吗？对方学校不太情愿签字接收的。

    思前想后，虽然有钱买房，假如母女三去县城住，我想跟着调动过去几乎是难于上青天，也许跑断腿也找不到门路，于是两口子斟酌一番，再次放弃了去县城购房的打算。

    日子一天天过去，山的这边，古镇的面貌正在发生剧变，一座座老铺子和老宅被推倒，原地堆放了很多木材和石头，专业工匠和建筑工人日夜忙碌，一两条新街初具雏形。山的那边，新镇上的一座座楼房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

    古镇拆迁和重建，老百姓中，有人哭，有人笑，我们一家子就属于笑的一类人。

    临时市场里安置的零售铺子，不到原来的一半，很多人没拿到棚屋钥匙，或是搬到外地继续营业，或是耐心等待，等着新镇即将建成、新集贸市场分配铺子的那一天。

    于是，我们利用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两耳不闻家外事，闷声闷气发小财。

    旺旺超市所占的棚屋不到二十平方，生意却火爆得超出我们的想象，逢集之时，一旦散场，货架上就变得稀稀拉拉的，刘玉芳就得尽快补货。

    美中不足的是，铺子窄小，没法存货，于是卖一点进一点货，三五两天，刘玉芳就得向各家二级批发商打电话催货。

    隔三差五的，从家里取出大笔现金进货，每一天，又有大笔的进账，进进出出，往往不到半月，就有现金溢出，冷场之时，由我搭载着刘玉芳去银行存钱。

    生意火着，家里事事顺心，两口子尽管三天一小吵，却没闹出大问题，而我自从茅针子事发，让刘玉芳严加看管着，所谓丈夫丈夫，就得拴在一丈之内，久而久之，不得不守住本心，不再跟李姐有什么私下来往。

    正当家中一切顺风顺水的，我和刘玉芳却突然摊上事儿了。

    原本，刘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除了她，其余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jiejie，都在外地安家或谋生，留下的两老，则由我们一家子照看着。

    其实在婚前，岳父母已经决定，大女儿二女儿远嫁到外地，两个儿子也在外谋生，最好让刘玉芳在本地安家，否则他们两老常年独守空巢，肯定不是滋味。

    刚搬家到古镇的头两年，两老每到逢集就上街帮着料理铺子，虽然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用刘玉芳的话说，实际上帮不了什么忙，可是隔天来回一趟，走的是山路，单边路程十二三里，为了我们这个小家，所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

    后来岳父患上了肝病，属于病毒性的，怕两个外孙女受感染，以后很少上古镇赶集，两老就住在石河村的老宅里，双休日冷场，才回去看望一下，每次都匆匆忙忙，送去一件盒装纯牛奶什么的，惦记着做生意以及两个女儿，坐一会就走人了。

    一家子忙忙碌碌的，岳父患了肝病，连刘玉芳也很少去过问，有时给点钱，让他自己去外地开药。

    这年下半年，某夜深夜，接到岳父打来的电话，吞吞吐吐的，问了半天，才知道岳母突然生病了，半夜里起来上茅坑，走着走着，摔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我们连衣服也没穿整齐，打了急救电话，骑着独狼就往石河村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