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过草地红军北上 张国涛变卦南下
【史要】“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红军”过草地；张国涛变卦“南下”，“俄界会议”；“腊子 口战役”…… 却说，“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后，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然后，将“红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然而，当进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部的毛儿盖时，闻知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在松潘集结；这一敌情的变化，使张国焘又发生了动摇。 于是，张国焘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军委”鉴于这种情况，遂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八月三日，从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以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形成发展的局势。 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往攻阿坝；“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周＊恩＊来、毛＊泽＊东、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往攻班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则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促使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松潘县毛尔盖区下八寨乡的沙窝寨子举行会议”，史称“沙窝会议”。 八月四日，“沙窝会议”召开，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十一人出席会议。 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张闻天的《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对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 接着，讨论第二项议程“组织问题”时；因为，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六万五千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到三万人。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了“要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九个人进‘中央政治局’”。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只有八人；张国涛一下子就要增加九人，他的意见自然的遭到了否认。张国涛满肚子不高兴，在会上吵得很凶。 毛＊泽＊东也不让步，对张国焘讥喻道：“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呀！？” 所谓“督军团会议”即“军阀会议”，意思是“凭谁的枪多、人多，谁就是老大”，此话讥喻张国焘是在“向中央要权”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 不过，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吸收‘红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于是，徐向前也增补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 如此，张国焘这才缄口。 同时，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而此时，“国民党军”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 据此，“中＊共＊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 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电》示张国焘：“‘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向”。 八月十九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十五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四川的毛儿盖举行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 “毛儿盖会议”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打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也因重病在身，未能到会。 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 并进一步阐述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的四点理由，即：“一是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二是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三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四是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壮大回民的地方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接着，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大家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 但是，与会者也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军’会合的可能性”； 因此，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最后，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对“两河口会议”所作《决定》的补充。 《补充决定》指出：“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 同时，强调：“‘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然后，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 此时，摆在“红军”前面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红军”分“左、右”两路，开始过草地。 “右路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及原“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助成，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穿过草地绕道松潘向班佑地区前进。 “左路军”由原“红四方面军”一部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红一军团”的“红三十二军”组成，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下，从马塘、卓克基出发，穿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红军”要过的草地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块特殊的区域，名曰“若尔盖草原”；因其海拔均在三千五百米以上，且与阿坝、松潘相连，故又名“松潘高原”。 “若尔盖草原”内自南至北有“墨曲河”与“葛曲河”纵贯其间，两河迂回曲折、叉道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的水草结络成片、盘根错节、覆盖潴水；所以，“若尔盖草原”其实就是一片高原湿地。 整个草原被一层厚厚的植被所覆盖，上面长满了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是泥泞成沼、积水为泽，浅则过膝、深可没顶。远远望去、茫茫数百里，只见一片灰绿色海洋、偶见树木，难觅鸟兽、荒芜人烟。 “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这片无人问津的草地。 “右路军”又分“左、右”两翼，“左翼”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先行，“右翼”是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和“红三十军”；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学”随“左翼”，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殿后。 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他们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做成干粮。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用，每人过草地时只带四、五斤干粮。粮食的不足，这是“红军”过草地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另外，各连队还准备了一些牦牛rou干，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果然，这仅有的一点干粮，只够几天食用；准备的干粮吃完了，草地才过一半。剩下一半路程，就吃分给各连队仅有的一点牦牛rou干，但也很快就吃光了；于是，饥饿袭击着每个人。 在极度饥饿、缺乏食物的情况下，有的就只好忍痛宰杀心爱的战马，或将随身的皮带、皮鞋、皮毛坎肩甚至于马鞍子脱下来煮着吃。 有的则挖野菜、草根，凡是能充饥的冬苋菜、马齿菜、苦菜、灰灰菜、大黄叶、野芹菜等都挖来充填饥肠；野菜、草根挖完了，就剥树皮吃。 总之，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实在饥饿难忍时，战士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起了所有能充饥的东西。 可是，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身亡；有人因此染上了疟疾，却又无药可治。因此，许多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在这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结束了生命。 “红军”战士在茫茫草地上行进，还须小心留意脚下；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全是水草、沼泽，根本没有路。行人和马必须踩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上，跳跃着前进。即使如此，稍不留意仍会陷进深可没顶的泥潭中；一旦陷入，若是拼命挣扎，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被泥沼吞噬。 就这样，不少“红军”战士葬身草地。 除此，“红军”过草地还有诸如宿营、御寒及蚊子叮咬等难题要克服。 总之，“红军”在过草地时遇到的困难，是后人难以想象与无法感受的。 “红军”过草地时的非战斗性减员不少，仅聂荣臻的“左翼前卫”就牺牲了四百多人，可见一斑；许多战士走出草地后，都感觉自己是“从死亡线上回到了人间”。 尽管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红军”战士最终还是挺过来了。 “红军右路军”经过炼狱般的生活，终于在八月二十六日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右路军”刚过草地，就在包座遭遇“国民党军”；“右路军”的“******”和“红三十军”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的主力，为“红军”打开了北进的道路。 此时，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被拉下了；“中＊共＊中央”则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行，于九月十一日进抵甘肃境内迭部县俄界。 并于九月十日致《电》“前敌总指挥”陈昌浩，《指令》他：“率部尾随‘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前进，以作策应。” 然而，陈昌浩已于九月九日也收到了张国焘的一个《电报》，要他“率部南下”。 原来，已走出草地了张国焘见“‘右路军’与‘国民党军’遭遇了”，又突然反悔“不想‘北上’”。于是，张国涛要求“全军南下”，准备“将‘红军’向阿坝及大、小金川方向拉走”。 由于，陈昌浩所率的“******”、“红三十军”原属“红四方面军”，是张国涛旧部；于是，陈昌浩仍听《命》于张国涛了，没有执行“中＊共＊中央”的《指令》；而是，“率部‘南下’”，复归于张国焘。 张国焘的这一突变及陈昌浩的“南归”，令“中＊共＊中央”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于是，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 会议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二十一人出席，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谈了三个问题：“其一，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红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红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红一方面军’主力之‘红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其二，‘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红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 接着，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博古、张闻天等人在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报告》一致表示“同意”；并谴责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是被胡宗南吓怕了。” “俄界会议”上，还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且为了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最后，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为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同时，决定“将原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 并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组成“编制委员会”，李德《任》“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为“委员”。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曾于九月十四日致《电》张国焘，敦劝他“北上”；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不顾“中＊共＊中央”的劝阻。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反诬“‘中＊共＊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是“进攻路线”。 接着，张国涛率领原“红四方面军”的全部及划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红一军团”的“红三十二军”重新进入草地。 “红军”战士顶着凛冽的秋风，从不久前走过的草地南返；因为，再次面临了缺粮少衣的困难，很多人又被夺走了生命。 不过，张国焘提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倒也盅惑了不少人；所以，有些人还是甘心情愿地跟他走了。 南下的“红军”走出草地后，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进入马塘、松冈、卓木碉地区。 此时，“国民党军”已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境内沿朱李沟口、腊子口、康多、道藏、黑扎一带布设了数道防线。 腊子口两岸峭壁如削、林密道隘，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故有“天险腊子口”之称。“国民党军”尤以腊子口为防守重点，妄图凭借天险把“红军”扼阻在腊子口以南峡谷中。 是时，“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右侧有胡宗南的主力；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遭敌人三面合围的危险。 因此，九月十二日到达腊子口的当天，毛＊泽＊东毅然决定“立即夺取腊子口”，以打通“‘红军’北上通道”。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朵里寺，向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人下达了“攻打腊子口”的《命令》。 腊子口的口子不过三十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个长达百米的通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通道中奔流而下，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连接点。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的险关不算少，像这样隘口还未曾见过。 “国民党军”在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碉堡。桥头守军两个营，整个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鲁大昌四个团的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增援。 腊子口后面设有仓库，屯积着大批粮食；看得出，“国民党军”做好了长期死守的准备。 入夜，“腊子口战斗”打响了。 由于腊子口的口子太窄，“国民党军”控制了唯一的通道；担任主攻的“红二师红四团红六连”损失巨大，只得撤下休息。 午夜两点，林＊彪、聂荣臻重新组织进攻，但改变了策略。他们仍以“红四团”的“红六连”作正面进攻，以吸引住敌人；再以“红四团”的“红一连”、“红二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峭壁，摸到敌人背后进行突袭。 然而，要攀登陡峭的崖壁绝非易事；一名外号叫“云贵川”的贵州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他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其他战士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都攀上去了。 此时，担任正面攻击的“红六连”组织成“敢死队”，在“连长”胡炳云的率领下向“国民党守军”再次发动猛攻。 爬上峭壁的“红四团红一连”、“红二连”则在“红四团团长”王开湘率领下迂回到腊子口侧后、对守敌发起袭击。 “国民党军”被打了个猝不及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红军”会如神兵般地从天而降；来不及弄清是怎么会事，腊子口已被“红军”夺取了。 如此，十月十七日，“红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从而，“红军”可以大踏步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