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毛＊泽＊东兵权 出奇兵四渡赤水
【史要】“土城之战”，“苟坝会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四渡赤水”；《义勇军进行曲》…… 却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遵义稍作休整；然后，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打算经赤水河西进四川，在重庆以西过长江。 于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分三路进军，准备在宜宾、泸州一线北渡长江。 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向西直奔赤水；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官店向赤水挺进；以“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直插江安。 一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又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 作出了：“‘红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实行总的反攻；而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 同时，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协同作战；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 《电》文指出：“我军决定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红四方面军’应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湘；而集中‘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于是，“中央红军”依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从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分三路渡江作战。 一月二十三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进占东皇殿，第二天进抵距赤水一百五十里的土城；“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从懒板凳出发，经李梓关、花秋坝、兴隆场等地，也于一月二十七日抵达土城；此时，“中央纵队”也到达东皇殿。 而土城至赤水之间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 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东皇殿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时，蒋＊介＊石＊认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遂把“在土城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 于是，他《命》刘湘“急率‘川军’南下”。 刘湘遂《令》郭勋祺的“模范师”和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三路指挥”廖泽率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的退路堵住。 在北面，“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的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 于是，郭勋祺率“模范师”南下，由綦江渡过长江、进至东皇殿东北相距六十里路的温水。 而当“红五军团”进入土城东北时，更是侦悉“尾迫之‘川军’郭勋祺与潘佐已有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扑来，并抢占了离土城东北五公里的青杠坡等高地”。 青杠坡位于土城东北五公里处，山势陡峭、层峦起伏，是东皇殿到土城的必经之路，可谓是扼守川、黔通道的咽喉。 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曾发现青杠坡一带是处伏击的好地方，便同随行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商议，决定“‘川军’郭勋祺部若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利用土城以东青杠坡两边谷深林密的有利地形设伏、围歼‘川军’，保障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 然而，“红军”来不及部署，“川军”却已到达、并抢占了有利地形。 得此《情报》后，“中＊革＊军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觉得“土城位于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的南端，而青杠坡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的青杠坡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并将其击溃，就只能丢下土城北进、失去战略上的主动权；这正好中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最终有被消灭在赤水河的狭峪中之危险。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这一仗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 一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决定：“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抢据土城以东二至四公里处两侧的有利地形，以‘红九军团’和‘红一军团红二师’为‘总预备队’，与尾追之‘川军’决战。” 于是，一月二十八日晨，史称“土城之战”在以青杠坡为主的战场上打响了，故又称“青杠坡之战”。 “土城之战”打响后，彭德怀、董振堂分率“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向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潘佐的两个旅发起攻击；随之，在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子垭等地激战。 “川军”占据高地拼命抵抗，战斗比预料的来得惨烈。 “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多次冲锋，终于攻下郭勋祺部“第八团”的阵地；随即，向位于青杠坡平坝中央的“川军”指挥所永安寺推进。 但此后，“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强攻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 郭勋祺亲率“第九团”和“特务营”、“机炮营”，以猛烈火力阻击“红军”；并突破了“红五军团”阵地，一直打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步步向土城逼进。 战局形成拉锯战，异常残酷而惨烈；“川军”郭勋祺部虽遭到重创，但“红军”也伤亡惨重。 于是，“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驰援，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 但是，“川军”仍在顽强抵抗。 后来，从抓获的俘虏中才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进入青杠坡的“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而且，此时“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源源不断地向土城蜂拥而至；如此军情，“中＊央＊红军”处于了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 面临如此险境，“中革军委”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决定：“立即撤出‘土城之战’，并改变北上行军路线、以避开强敌。” 此时，毛＊泽＊东＊意识到“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套《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趁土城以西的‘国民党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即“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 于是，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向四川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红军”西进后，“川军”立即以八个旅分路追截，又以四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军”也从贵州向川南追击，企图拦截“红军”。 而此时，“滇军”的四个旅也正应调往毕节、镇雄急进，欲配合“川军”、“黔军”及薛岳部阻截“红军”。 二月二日，“红军右纵队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红一师”在三岔河也遭“国民党军”截击；接着，“红军左纵队红三军团”又在天堂坝同“川军”两个团发生战斗。 二月七日，“中革军委”因“国民党军”已加强了在长江沿岸的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于是，“红军”即向“川、滇”边境的扎西地区集中。 此时，“滇军‘剿匪’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与“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分别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的“第五师”也正从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 为了迅速摆脱“川、滇军”的侧击，“中革军委”决定采用毛＊泽＊东＊的建议“东渡赤水”，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 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过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击的“国民党军”。 “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意外。 “川军”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向东追击，“黔军”也急忙从遵义附近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追剿军”薛岳则急《命》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此时，“中革军委”又依据毛＊泽＊东＊建议作出大胆的决定：“乘追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 二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迫使“黔军”退守娄山关。 第二天，“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军”，并集中兵力攻打驻守娄山关之“黔军”。当晚，“红三军团”歼灭“黔军”一部，攻占娄山关。 二月二十六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一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国民党军”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黔军”残部向遵义逃跑。 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军”三个团的阻击；并于二月二十八日晨，乘胜再次攻占遵义，“黔军”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吴奇伟所率“国民党军‘追围军’第一纵队”的两个师已由贵阳北进；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并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的枫落桥。 “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求歼韩汉英、唐云山部于遵义以南地区。” 二月二十八日，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为左路，经桃溪寺向老鸦山进攻；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及“黔军”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 但是，当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在攻打遵义时国；却因，“黔军”观望不前而受挫。 “红一军团”主力挫败唐云山后，又乘胜从水师坝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国民党军第一纵队”指挥所。 “国民党军‘追围军’第一纵队”指挥吴奇伟被打了个猝不及防，慌忙向滥板凳逃窜。 “红一军团”乘胜猛追，并又一举攻占了滥板凳，吴奇伟又率残部逃过乌江。 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唐云山的“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于是，“红三军团”在“红军干部团”的配合下夺取了老鸦山制高点；唐云山的“第五十九师”大部被歼，残敌向八里水、鸭溪逃窜。 这一仗，“红军”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吴奇伟的两个师、俘虏三千余；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同时，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的企图。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红军”设立“前敌司令部”，以对“红军”的统一指挥；于是，《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 然而，蒋＊介＊石＊并为不甘心；他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企图实施南北夹击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 因此，“红军”虽然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击溃了吴奇伟的两个师；但是，此时的“红军”仍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之中。 为此，“前敌司令部”准备打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以突破蒋＊介＊石＊的包围圈；于是，“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后，进至花苗田与荀坎。 然而，“红一方面军”在重创吴奇伟部和“黔军”、再取遵义后，更是求胜心切了。 于是，三月十日，林＊彪、聂荣臻提出了“进攻由‘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理由是：“打鼓新场是黔北的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而在此驻防的仅有‘黔军’一个师，比‘国民党中央军’容易攻克；拿下打鼓新场，将有利于‘中央红军’西进和‘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创建。” 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已作出的部署；因此，遭到毛＊泽＊东＊反对。 于是，在毛＊泽＊东＊建议下，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联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紧急会议”，史称“苟坝会议”。 “苟坝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专题对“攻打鼓新场”《建议》进行了讨论。会上，参加会议的二十余人也都一致认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可以考虑。” 唯有毛＊泽＊东＊表示了反对，理由是：“打鼓新场如此要塞之地，蒋＊介＊石＊也很看重，岂会疏于防范？而从最近破译的几份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对的将不只是‘黔军’，而是‘滇军’与蒋＊介＊石＊入黔的全部兵力。由此看来，若是攻打打鼓新场，‘红军’面对的必将又是一场硬仗而遭受严重损失；因此，打鼓新场不能打。” 然而，持此意见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最后，只好进行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一气之下，撂下一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然后，离场而去。 然而，毛＊泽＊东＊虽然离开了会场；但是，仍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担心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万般无奈，毛＊泽＊东＊决定连夜再找周＊恩＊来＊商量。 于是，毛＊泽＊东＊提着马灯连夜来到周＊恩＊来＊住处；向周＊恩＊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终于将周＊恩＊来＊说服了。 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有了“转机”；因为，“遵义会议”上曾有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第二天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于是，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被取消。 果然，很快获报“‘滇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所率的四个旅已赶到打鼓新场”；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虽然，“打鼓新场风波”平息了，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认为：“军事指挥的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少数服从多数’；否则，只会贻误战机。” 于是，毛＊泽＊东＊又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自己的意见。 张闻天不懂军事，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 因为，现在天天有军事行动；天天得有二十多人一起讨论、争执不休，却解决不了问题；如此，确会贻误战机。那么，倒不如把军事指挥权集中；成立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三月十二日，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等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又称新“三人团”。 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军事领导机构，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立。 “苟坝会议”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毛＊泽＊东＊采取了“声东击西”之计。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率部，由枫香坝奔袭驻于遵义县西安镇、泮水镇的“黔军第二师副师长”犹禹九所率的周相魁与宋华轩的两个团；摆出一副要“攻打黔军”的姿态，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军”调离。 果然，彭雪枫奉《命》“攻打‘黔军’”，驻守仁怀坛厂的周浑元部前往驰援；然而，当周浑元部行进至三元洞时，发现“红军”的真实意图后、急返鲁班场固守。 狡诈的周浑元溜了，“红军”遂将其包围在鲁班场；但也围而不攻，旨在调动驻守仁怀坛厂的其他“国民党军”。 果然，周浑元被围后，驻守在仁怀县中枢镇的其他二个师的“国民党军”前来鲁班场驰援。 于是，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鲁班场，向仁怀的中枢镇、茅台镇转移。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从仁怀坛厂经怀阳洞向中枢镇挺进，在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蒋＊介＊石＊见“红军”又入川南，误以为是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兵向川南追击；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地区。 “红军”三渡赤水后，希望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实现战略转移。 然而，此时的“黔、滇边境”有龙云的“滇军”驻守，阻断了“红军”的北进之途。“红军”只有将龙云的“滇军”这只“拦路虎”调开，才能实现战略转移目标。 此时，蒋＊介＊石＊已由重庆来到贵阳坐镇指挥；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术。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忽然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方向行动；然后，经息烽、扎左直趋贵阳”。 四月九日，“红九军团”突然对贵阳东南的龙里镇实施佯攻，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这一招，果然使蒋＊介＊石＊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贵阳守军仅有四个团；蒋＊介＊石＊深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遂急调龙云的“滇军”主力三个旅日夜兼程、驰援贵阳、前来护驾；同时，又《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键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 龙云的“滇军”主力被东调，正中毛＊泽＊东＊的下怀。 于是，毛＊泽＊东＊急《命》“中央红军”主力秘密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国民党军”兵力已经空虚了的云南疾进。 四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北盘江，并相继攻克了贞丰、龙安、兴仁、兴义等城。 与此同时，佯攻贵阳东南龙里镇的“红九军团”在圆满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已进至黔西的水城，并很快赶上了西进的“中央红军”主力。 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用如此妙计、终于使“红军”突破了自己的重重围堵，始料不及大为震惊；急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湘军”三个师以及“滇军”的一部，沿“黔滇公路”实施追击。 然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甩掉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前堵后追，一路西向扬长而去了。 且说，王家烈见“红军”越境而去，谢天谢地、只求自保。 然而，蒋＊介＊石＊恼羞成怒了，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堵、扬长而去”都怪罪于王家烈。况且，蒋＊介＊石＊本来就有“假途灭虢”之意；于是，蒋＊介＊石＊派遣“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李仲公去劝说王家烈，迫其在军、政职中选择一项。 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王家烈被迫《通电》“请辞‘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蒋＊介＊石＊遂改《任》王家烈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而以“南昌行辕总参议”吴忠信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五年五月，蒋＊介＊石＊收买了“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又迫王家烈“请辞‘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之职”，改《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同时，蒋＊介＊石＊将“黔军”改编为“中央军”统一番号。 原“黔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一○三师”，“师长”何知重；原“黔军第二师”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一○二师”，“师长”柏辉章；原“黔军第三师”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 同时，《任命》上官云相为“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郭思演为“驻黔第二‘绥靖’靖区指挥官”、李云杰为“驻黔第三‘绥靖’区指挥官”，而原“黔军教导师师长”犹国才则改《任》为“驻黔第四‘绥靖’区指挥官”。 如此，贵州的政务、军务就全控在蒋＊介＊石＊手中了。 所以，蒋＊介＊石＊此番对“红军”的围堵追剿，虽不能如愿；但是，他的此番贵州之行，还算是有所收获。 且说，“红军”四渡赤水之时，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了大江南北。 一九三五年二月，时《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田汉在上海被捕；时值中国处于日本侵略的危亡阶段，身处国民党监狱中的田汉怀着满腔义愤和激情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rou，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写毕后，田汉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作为由其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聂耳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为这首主题歌词谱曲；当看到歌词后，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的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不断地产生。 于是，仅用两夜功夫，聂耳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这首曲子每个音符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气氛，充满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豪迈气概。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映，响彻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激荡了多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而投身“抗日”的洪流，激励了无数“抗日”斗士为祖国的荣辱而奋起。 只可惜，聂耳寄出这支曲子后不久，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却不幸溺水身亡了，年仅二十三岁，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从而，中国人民为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