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战乐宜得而复失 失兵权宁都会议
【史要】“红一方面军”攻打乐安、宜黄，得而复失；“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兵权…… 却说，******调兵遣将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实施围剿之时，驻留在江西的“国民党军”却按兵不动。 因而，“****临时中央”在下达《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后，又于七月二十一日致《函》“****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即所谓的《中央长信》。 《中央长信》再次指示并敦促“‘中央红军’应坚决执行‘积极进攻战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而自从“南雄、水口战役”告捷后，来自广东“粤军”的压力已消除；因此，“****苏区中央局”也觉得“可回首去对付尚留驻在‘中央苏区’四周的其他‘国民党军’了”，以“执行‘****临时中央’的《军事训令》和《中央长信》的有关《指示”。因此，打算“先攻取万安，西渡赣江后，再沿赣江西岸北上”，以按《军事训令》中所要求的“进取吉安、樟树、南昌”。 于是，就在收到《中央长信》的当天，******专程到设在信丰的“‘红一方面军’总部”，去与毛＊泽＊东＊、朱德等人商议，以求共识后、挥师北上。 对于“中央红军”北上，众皆无异议；只是，毛＊泽＊东＊不赞成“从万安西渡赣江北上”。 因为，他认为“赣江西岸沿线各地有******之‘嫡系’、陈诚所辖‘第十八军’的几个师重兵驻防，若西渡赣江后北上必难进取。而此时，驻于赣中乐安、宜黄一带的守军却是屡遭挫折的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是‘宁都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元气大损至今尚未完全恢复。所以，‘中央红军’若要北上，应沿赣江东岸、向‘国民党军’兵力相对薄弱的赣中的乐安、宜黄一带进取，方可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觉得毛＊泽＊东＊所言甚是有理，也就表示“赞同”；于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训令》，《命》“‘红一方面军’择日起兵北上，向赣中的乐安、宜黄进军”。 同时，******还打算“自己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随军行动”；为此，他将“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交由“留在后方”、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与“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革********”项英等人主持。 而由于，毛＊泽＊东＊凡事有独到见解、一旦觉得“己见正确、绝不肯在原则上让步、而人云亦云，也就常令人觉得其喜欢标新立异”；即使在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时，毛＊泽＊东＊也不愿唯命是从、甚至于为坚持己见而敢于“抗命”；这却难以让人理解而常与人产生严重分歧，甚至于被视为“无组织纪律性”而受指斥。 同时，毛＊泽＊东＊那种极强个性所体现的处事果断、甚至于有点“武断”式的作风，又导致了其很少能博取他人好感，以至于令“苏区中央局”中的任弼时、项英等人对其颇有微词。 因此，当人缘极好的******决定“随军行动”时；任弼时、项英等人则干脆建议“由******取代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而让毛＊泽＊东＊仅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 然而，******没有听取这一建议，他向“苏区中央局”坦述己见：“若是让毛＊泽＊东＊仅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那将会使他无事可做。毛＊泽＊东＊在军事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他人难及的长处，须让他有尽量发挥的用武之地；因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仍应由毛＊泽＊东＊担任。” 如此，在******的坚持下，毛＊泽＊东＊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不过，在职责权限上，******也作了必要的说明：“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和‘总政委’，作战《计划》属‘中革军委’，军事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属‘中央局代表’。” ******此言，一改了以往“红军”作战时常随机应变、并无事先作《计划》的习惯。 而经此一改后，“中革军委”在“红军”作战中多了话语权、且显得举足轻重了；对此，身为“中革********”的项英当然高兴；因而，任弼时、项英等人也就没再异议了。 于是，以项英为“主席”的“中革军委”为此次“‘中央红军’北上进军赣中、制订了《作战方案》”。 《作战方案》拟定：“‘红一方面军’沿赣江东岸北上后，先攻取乐安、宜黄，再乘胜东击南丰、南城；然后，西向进击陈诚部；在有利形势下，再北取抚州，并沿抚河进取南昌。” 就这样，“临时中央”要求“夺取中心城市”的“积极进攻战略方针”便在“中央红军”北上进军赣中的《作战方案》中得到了体现并确定下来。 “中革军委”的《训令》和《作战方案》相继下达后，“红一方面军”即遵行而动。 于是，七月二十七日，“红一方面军”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的“红五军团”为“主作战军”，罗炳辉的“红十二军”、刘畴西的“红二十一军”、萧克的“红二十二军”为“支作战军”，由赣南的信丰起兵；然后，沿赣江东岸北上，向赣中进军了。 “红一方面军”起兵北上后一路畅顺，经雩都、宁都等地后即进抵赣中的东韶、招携一线，作为“前锋”的“红一军团”更是兵临乐安城下了。 八月十六日，林＊彪＊的“红一军团”即对乐安发起进攻。 此时，驻守乐安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辖下的池峰城的“第七十九旅”和王天顺的“第八十旅”的一个团。 池峰城曾在先前的“围剿”中与“红军”有过遭遇并受重创，知道“红军”的利害、至今余悸未尽；今见“红军”又来攻打且气势甚盛，早已闻风丧胆了的池峰城岂敢接战？因此，勉强抵抗了一阵后即弃城而走，逃往八十里外的宜黄去了。 于是，“红一军团”轻取乐安。 林＊彪＊拔得头筹后，紧随其后的彭德怀也不甘落后，遂率“红三军团”直扑宜黄。 于是，八月十九日，“红三军团”对宜黄也发起猛攻，并一举攻占了肖家排以北高地；但在攻打城南的广头山、北华山等据点时，“红三军团”却受阻了。 驻守宜黄的是同属于“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辖下的王恩布的“第八十一旅”和王天顺的“第八十旅”的另一个团，而乐安守军池峰城旅败退入宜黄后，“第二十七师”的三个旅会聚一起了；如此，宜黄守军就有了一个整师，应可与“红军”抗衡了。 再说，“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正坐镇在宜黄，其部将也就都不敢懈怠。 于是，宜黄守军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及广头山、北华山等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终于顶住了“红三军团”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致使“红三军团”连攻三日、却未能如愿克城，令彭德怀急得要骂娘了。 八月二十日晚，彭德怀再次下《令》猛攻，并决意“要在是夜‘非把宜黄拿下不可’”。 此时，林＊彪＊的“红一军团”也来助攻了；如此，“红军”攻势加剧，“国民党守军”渐感不支了。 于是，又经整夜激战，至二十一日凌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终于将广头山、北华山等地攻占；接着，又由南门破城而入。 与此同时，林＊彪＊的“红一军团”也从西门突入。 至此，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勉力固守多日的宜黄城、终于被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林＊彪＊的“红一军团”联手攻破了。 高树勋见城被攻破，自知难再固守，只得从北门突围而走；“第二十七师”没了主帅后顿时乱作一团，将士纷纷夺路逃命，来不及逃脱的皆成了俘虏。 至此，宜黄终于被“红军”攻取。 池峰城率千余残部逃往抚州，但在抚州以南龙骨渡被“红军”追及俱歼，池峰城只身逃入抚州才侥幸捡得一命。 如此，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共约五千余众，或死、或伤、或俘，几乎全军覆没了。 池峰城率残部逃入抚州后，与“第二十五师”残部合编；于是，“第二十五师”番号被取消，保留“第二十七师”番号，由“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兼《任》“师长”。 而高树勋逃离宜黄后，身边仅有少数随从；自知连失了乐安和宜黄、且所部几已全军覆没，难以向上峰交待。此时的高树勋可谓是走投无路了，只得带了几名亲随去往天津，以免被******究责。 果然，高树勋躲入天津的租界内后，******拿他没法了，这才让他躲过一劫。 且说，“红一方面军”连取乐安和宜黄后，即又马不停蹄地乘胜东进；以按《作战计划》所规定的，再一举攻取东距宜黄约百里的南城。 “红一方面军”只留下少数兵力驻守乐安、宜黄，“主力”皆直扑南城，欲“再一举克取南城”。 因此前，曾探得“南城守军仅有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但谁知，当“红一方面军”进抵南城后，却发觉“‘国民党守军’足有三个师”，与原先探知的相差甚远。 原来，******闻《报》“‘红军’北上进军赣中、并攻取了乐安和宜黄”后，确是吃惊不小；因此，他给时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下达《指令》，要其“调兵”，以“将北上的‘红军’阻截在赣中”；同时，《命》其“爱将”、驻在赣西的陈诚“渡江东进”，务须“将已被‘红军’攻占了的乐安、宜黄夺回”。 何应钦受《令》后，即《命》“驻在贵溪的周浑元的‘第五师’增防抚州，驻在上高的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增防樟树，驻在资溪的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增防南城”。 而驻在南丰的陶峙岳的“第八师”，唯恐“已攻取乐安、宜黄了的‘红军’会将其北面的退路切断”，遂让“副师长”向超中率“第二十二旅”留守，自率“第八师”的另两个旅也退入南城了；如此，南城守军骤增。 毛＊泽＊东＊见“南城已有‘国民党军’三个师的重兵驻守，觉得不可攻了；否则，定会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因此，建议“放弃攻打南城”。 而就在“红一方面军”东向欲“攻取南城”之时，奉《命》“进军”的陈诚也已派遣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等部，渡过赣江后星夜兼程、朝赣中挺进，并一举夺回了乐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更是兵临宜黄城下。 罗卓英部来攻，留守宜黄的“红二师师长”郭炳生与“政委”彭雪枫各率一部抵抗；经一番激战，双方皆有伤亡。 虽然，“红二师”将士勉力抵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然而，此时的郭炳生却畏战了，遂以“彭雪枫已战死”等谎言将随于他的“红五团团长”白志文等人煽惑；然后，趁乱将“红五团”带走、弃城北遁。 彭雪枫闻《报》“郭炳生带走‘红五团’”后，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将尚在拒敌的“红六团”、“红七团”交由“红二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自率十五骑、飞马追赶、欲行拦截召回。 终于，在去往抚州途中，彭雪枫一行十五骑、将被郭炳生带走的“红五团”追及。 “红五团”将士见“已战死”了的“政委”彭雪枫忽然从天而降，这才省悟是受了郭炳生的欺哄；于是，“团长”白志文迷途知返地、即应彭雪枫的感召、率部归队了。 郭炳生见事已败露、赶紧溜走，只身逃往抚州、投敌去了。 尔后，彭雪枫将“红五团”带回；然因，郭炳生的叛逆已使“红二师”军心大撼而难再坚守了；因此，彭雪枫只得率部撤退，宜黄遂也被“国民党军”夺回了。 如此，形势骤变，乐安、宜黄相继得而复失后，“红一方面军”原定的《计划》全被打乱了。 这么一来，左有驻在南城的李云杰、许克祥、毛炳文等三个师，右有已夺取乐安、宜黄了的罗卓英、周至柔、陈时骥等三个师，“红一方面军”被夹在中间、处于两面受敌的窘境了。 而数月来，“红一方面军”东进闽南、西征粤北、北上赣中，马不停蹄地打了“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如此千里征战、连续作战，将士实已甚感疲惫、亟需休整了。 鉴于此，******、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人经商议后，觉得“不该滞留于此，而应让‘红一方面军’撤返招携、东韶一线进行休整，采用积极防御战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局势”。 在求得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与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撤军”；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折向南返、撤往东韶、抓紧休整。 而由于，此时的******专注于对中＊共＊“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围剿”；赣中的变局虽将他惊扰了，但他在向何应钦与陈诚等下《令》后，自己却无暇他顾、而仍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搁置一旁。 因此，当何应钦见“‘红军’已被阻截”，陈诚将乐安、宜黄夺回后，皆觉得“可向‘委员长’交差了”；因而，都“就此打住”，谁也没再对南撤的“红军”追击。 如此，“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赣中经过一番拉锯战后，终于偃旗息鼓了。 且说，“苏区中央局”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电》函后，方知“红一方面军”没有遵照《军事计划》所制定的“攻打南城”；顿时，后方“苏区中央局”炸开锅了。 认为，这不仅是“简单的‘打不打南城？’而是‘要不要执行中央积极进攻战略’的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含糊。 因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军事训令》与“中革军委”的《军事计划》“务须攻取南城、并继续北上进取抚州与南昌”。 然而，毛＊泽＊东＊觉得“这一《命令》实难执行”；遂置之不理，仍下《令》“‘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 如此，“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可谓是南辕北辙了。 而时《任》“中革********”的项英更是觉得“‘红一方面军’不执行《军事计划》，分明是对由他主持、负责制订《军事计划》的‘中革军委’的藐视；而敢于如此为的，定又是喜欢标新立异、一直来我行我素、目空一切的毛＊泽＊东＊”。 看来，绝不该再对毛＊泽＊东＊宽容迁就了；甚至于，得要毛＊泽＊东＊挪个位子；否则，“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就难以驾驭“中央红军”了。 为此，任弼时与项英等人商议后，决定“立即召开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以解决“‘中央红军’拒不执行‘临时中央’《战略方针》和‘中革军委’《军事计划》”等问题”，并要对毛＊泽＊东＊等人的“消极畏战的‘****主义’”进行无情斗争。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即史称“宁都会议”。 参加“宁都会议”的为“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留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 由于，******、毛＊泽＊东＊等人尚在从前线赶返宁都的途中，第一天的会议则由任弼时主持。 会上，“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咄咄逼人的气势占了上风，他们要求“前方将士必须执行‘中央长信’的《指示》、采取‘积极进攻战略’，并遵照《军事计划》要求‘攻取南城、抚州、南昌’”。 而在总结“攻打赣州以来‘中央苏区’的全部工作”时，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项英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屡次抗拒中央《指示》，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对胜利缺乏信心，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持怀疑态度，这种‘畏战、****’情绪对革命极其有害。” 项英对毛＊泽＊东＊的指责，得到了“苏区中央局”留下在后方的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的附和；因此，会议顿时变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 翌日，******、毛＊泽＊东＊等人终于赶到；于是，会议改由******主持。 然而，对毛＊泽＊东＊的指责与批判却仍没有消停，且火药味更浓了。对于项英等人的指责，毛＊泽＊东＊却是难以接受。 于是，据理力争、进行解释并反驳：“你们的指责不公正！我们在前方已尽了一切可能按《指示》与《计划》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叫人难以接受；因为，就目前我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攻取中心城市的。何况，前方的情况是多变的，作战打仗岂可拘泥于一成不变的《计划》？只有随机应变，才可出奇制胜；所以，即使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得根据时势与战局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否则，岂不成了纸上谈兵？那只会导致作战失利、使红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是有过血的教训的。” 毛＊泽＊东＊的反驳，得到了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然而，项英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更容不得他反驳。 因而，打断他的话，斥责道：“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你不敢‘攻打中心城市’，不必用客观原因作辩解；应检查主观原因，深挖思想根源。” 项英的指责，也得到了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的支持。 如此，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与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矛盾尖锐得难以调和。 接着，问题的性质被提到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执不执行‘国际路线’”的高度。 如此，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祭起了“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实是令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有点招架不住了。 ******见“苏区中央局”分成了两派，唯恐如此争执下去会使矛盾激化而不利于党内团结。 于是，也以“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等言辞，欲说服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从而，化解双方矛盾、以求调和。 然而，******的这一招未能奏效，任弼时、项英等人却穷追不舍地“非要对毛＊泽＊东＊的‘违抗中央《指示》、不按《计划》行事’究责”。 ******见“难以将任弼时、项英等人说服”，只得变招。 于是，他又声明：“前方军事指挥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我！”希图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将指斥与批判的焦点从毛＊泽＊东＊身上引开”。 然而，任弼时、项英等人此次却没再卖******的账了；非但不放弃对毛＊泽＊东＊的继续指斥与批判，甚至于将******“想方设法欲化解矛盾”的态度、斥之为是“调和主义”。 由于，******曾在中＊共＊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被王明等人批判为是“调和主义”，这一罪名至今仍如一片阴云压在心上、令他喘不过气；所以，他对此甚是忌讳。 而今，想不到项英等人也指斥他犯了“调和主义”，这令******心中甚感苦涩且无奈，只得轻言一句“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后缄口了。 项英等人见“自己占了上风”，更是得理不饶人了；遂对毛＊泽＊东＊发起新的进攻，干脆提议“须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兼《任》”。 其实，由“******替代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议早在“红军北上、进军赣中”前就已提过，此时无非是旧账重提；对此，******仍觉得“不妥”。 因为，******始终认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让他在前方指挥作战比留在后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确是希望说服任弼时、项英等人，能让毛＊泽＊东＊留在前方。 为此，******提了两个折中《方案》。 一个是，仍由毛＊泽＊东＊《任》“总政委”、负责指挥战争，自己可从旁进行监督；另一个是，若是非要由自己兼《任》“总政委”，则须让毛＊泽＊东＊作为“助理”仍留在前方。 ******的意图十分明了，不管是采用哪个《方案》，都得让毛＊泽＊东＊留在前方，使其有用武之地。 然而，任弼时、项英等人却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必会在政治与军事行动上继续发生错误”；因此，仍坚持要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看来已是没了调和的余地；******觉得自己被夹在当中、感到左右为难了，想不好还能有什么办法可“圆场”。 毛＊泽＊东＊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率领“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结果却遭到了如此的非难与指斥；眼下，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又迫他“非得离开前方不可”，确是令他心中如倒了五味瓶、道不清有何感受了；而看来，任弼时、项英等摆出的这副架势，不达目的是绝不肯罢休的。 虽然，毛＊泽＊东＊不是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辈，但此时的他也显得有点无可奈何了；何况，此时的“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已皆失利，******很快就会将锋芒转向“江西中央苏区”，形势已显得十分严峻。若是再如此争执下去，对党、对“红军”、对自己都没有好处，那只会让国民党有隙可乘。所以，不可因为自己影响了“中央局”的团结，此次看来得“委曲求全”了。 想到此，毛＊泽＊东＊遂“有了‘退意’”；他为“顾全大局”，艰难地作出了“离开前方”的选择。 而由于，长期的随部队行军打仗，毛＊泽＊东＊已是积劳成疾；近日来正身感不适，咳嗽不停、有时甚至于痰中带有血丝，确需静心养息；于是，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提请“病假”。 ******、朱德、王稼祥等人还欲挽留，但毛＊泽＊东＊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仨人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其送别。 就这样，“宁都会议”上的争执“以毛＊泽＊东＊的主动离走”而告结束了。 毛＊泽＊东＊走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即由******兼《任》。 自此，毛＊泽＊东＊再一次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一军”；虽然，没有“撤”、“免”等说，但实际上，毛＊泽＊东＊是被褫夺了军权。 自从走上“革命”的征途，毛＊泽＊东＊经受了无数次政治风暴的磨砺和百余场战争的洗礼，都没将他压垮过；但这次，对他的打击实是太大，确是令他的身心倍受煎熬、再也扛不住、而真的病倒了。 于是，毛＊泽＊东＊住进了位于福建长汀县城北卧龙山下、由傅连暲《任》“院长”的“福音医院”中静心疗病。 此后，毛＊泽＊东＊又在妻子贺子珍的陪伴下、在瑞金城西云石山上一座荒凉的“云山寺”中休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自从上了云石山后，毛＊泽＊东＊只与清涧、白云、野鹤为伴，仅以读书、品史、聊解闲闷，或与寺中“主持”骆能和谈禅、论经。 如此打发时光，虽是觉得清静闲适、无再烦恼；但对于心系天下、以拯救劳苦大众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却比受任何责罚都难受；所以，此时的毛＊泽＊东＊心中实是苦涩难言、惆怅不已，几可谓是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