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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湘鄂西夏曦肃反 反围剿洪湖丢失

    【史要】“瓦庙集战斗”,“湘、鄂西苏区”肃反;“洪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红三军”失利、

    “洪湖苏区”丢失……

    却说,刘峙的“中路军”与徐庭瑶的“右路军”合力对中*共*“鄂、豫、皖苏区”实施围剿之时;徐源泉当然不甘落后,即也率“左路军”向中*共*的“湘、鄂西苏区”进剿了。

    如此,早已被夏曦搞得鸡犬不宁了的“湘、鄂西苏区”更如雪上加霜、难以承受了。

    其实,此时的“湘、鄂西苏区”即使“国民党军”没来进剿,也因夏曦的大搞“肃反”而如蚁xue溃堤将不攻自塌了。

    之所以如此,还得从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时说起。

    当时,正值“第二次反围剿”。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夏曦不顾形势的严峻,竟要“红三军”坚持在“苏区”、甚至于去“攻打武汉”;此种飞蛾扑火般的“****妄动主张”,当然无人支持。

    然而,夏曦却因此心中甚感不爽,觉得自己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当得窝囊。

    而夏曦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处事行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凭其个人喜恶、毫无原则可言;因此,当他觉得这有损了颜面时,遂常思得伺机发泄、以挽回颜面、且为自己树立权威。

    不久,贺龙率“红三军”主力在鄂西北开辟了一块以房县为中心的新“苏区”,段德昌的“红九师”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

    只是,时《任》“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的周小康率“特委”一班人、随同王炳南的“教导第一师”南下,在“湘、鄂边”的五峰、石门、鹤峰等地活动了一期后,终因“湘军”势强而未能立足;结果,还是返回“洪湖苏区”的江陵沙岗了。

    如此,则让夏曦觉得发泄的机会到了。

    于是,夏曦就以此为由头,给周小康扣上了“放弃‘湘、鄂边苏区’”的罪名,并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将周小康杀害在江陵的香草湖。

    与此同时,一直坚持在“湘、鄂边苏区”的邓中夏也被王明撤掉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调回上海等候发落。

    接着,夏曦又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名义强《令》已在鄂西北了的“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

    “红三军”主力回师“洪湖苏区”后,因邓中夏已被撤职,夏曦就将不听话的代理“红三军政委”唐赤英也撤了,让“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万涛兼《任》“红三军政委”。

    不久,夏曦又对“红三军”进行整编改用“大团制”,即将全军缩编为五个大团,交由“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直接指挥;夏曦此举,意在将“红三军”控在自己掌中。

    如此,非但“红三军”的各师部均被撤销,连军部也被架空了;若遇战事,如何指挥御敌?

    夏曦如此异想天开的瞎摆布,令“红三军”将士怨声不绝;连时《任》“红三军军长”贺龙也觉得这简直是在“儿戏”,遂也表示了“反对”。

    而时《任》“****‘湘、鄂两省’巡视员”潘家辰看不惯夏曦如此专横跋扈的作风,联想到“因其推行‘****盲动主义’而导致周逸群牺牲及曾用‘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周小康”,觉得自己应尽“巡视员”的职责、不能再任由其如此肆意妄为了。

    于是,潘家辰与万涛联名给“中*共*临时中央”写《信》,将夏曦告了。

    “中*共*临时中央”收到潘家辰等人的控告《信》后,倒是不敢漠视;且也觉得“‘红三军’采用‘大团制’,不利于指挥作战”,遂下《指示》:“恢复‘红三军’的原建制。”

    然因,夏曦与博古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且夏曦要“‘红三军’放弃‘游击主义’,去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与王明及博古自己的观点一致,可谓志同道合、所见略同;因此,博古觉得,对于夏曦的工作还得给予支持。

    于是,他派遣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关向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湘、鄂西苏区”进行调查,实是协助夏曦工作。

    “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夏曦只得将“红三军”各师的番号和编制恢复了。

    但他不甘心就此罢休,遂将接《任》才一个月的万涛的“红三军政委”之职又撤了,干脆由自己兼《任》;如此,夏曦仍可将“红三军”控在自己掌中。

    而奉《命》赴“湘、鄂西苏区”的关向应,明白博古的用意;且知道夏曦与王明有着特殊关系,遂也有意巴结于他。

    因此,关向应抵达“湘、鄂西苏区”后,就一屁股坐到了夏曦一边;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开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夏曦”。

    接着,又以“改组”之名,将潘家辰的“中*共*‘湘鄂两省’巡视员”、万涛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之职都撤了。

    关向应此举,无异于是“中*共*临时中央”在给夏曦撑腰。

    尔后,关向应留在了“湘、鄂西苏区”,当选“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

    夏曦则将自《任》的“红三军政委”让出,交由关向应接《任》;如此,算是对关向应支持自己的答谢,且也意欲“将其拉拢”。

    有了“中*共*临时中央”的的撑腰和关向应相助,夏曦觉得腰板硬了,也就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而为了。

    因此,“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夏曦即又《命令》“‘红三军’去攻打襄北的京山、天门等地”,以“积极进取,拓展‘苏区’”。

    然因,京山、天门等地有“国民党军”几个师的重兵驻防,此去必是一场消耗战;因此,贺龙与段德昌等人觉得“进军襄北,甚是不妥”。

    但是,夏曦必欲强为;而已《任》“红三军政委”了的关向应,却又对夏曦表示了“支持”:因此,贺龙等人只得遵行了。

    于是,贺龙亲率“红三军”主力渡过汉江,向襄北地区挺进。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红三军”各部进至京山的瓦庙集、梅家湾一带,即与“国民党军”正面遭遇;于是,史称“瓦庙集战斗”随即打响。

    “瓦庙集战斗”中,“红三军”将“红七师”、“红八师”、“红九师”等三个师的主力都投入了,“国民党军”投入的则是“第四十四师”及“第四十一师”的“第一二三旅”、“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二旅”等部;两军兵力不相上下,可谓旗鼓相当。

    战斗甚是惨烈,自三月三十日开始足足打了七天,却是难解难分。

    虽然,“国民党军”被歼两千余人,且有一架飞机击落;可是,“红三军”也伤亡了近两千人,损失也甚重。

    战至四月五日,贺龙见“红三军”仍未能取得战场优势,难以达到全歼敌军之目的;而“国民党军”的援兵却源源不断而至,若再打下去必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如此“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实在得不偿失、应该尽快收场;于是,下《令》“撤出战斗”。

    至此,“瓦庙集战斗”也就结束了。

    夏曦见“瓦庙集战斗”只打了几天就结束,未能如他要求的“血战到底”而有兴犹未尽之感;且觉得自己的话还不够灵,尚须再设法树威。

    而此时,夏曦的“老婆”谭国甫给他吹了阵“枕边风”,故意言:“‘鄂、豫、皖’有‘改组派’,‘湘、鄂西’难道就没有?”

    这阵“枕边风”果然起了作用,促使夏曦决定“效仿‘鄂、豫、皖苏区’的张国涛所为,在‘湘、鄂西苏区’内也搞所谓的‘肃反’”,以藉此“剪除异己”而为自己树威。

    于是,成立了由夏曦自《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的“肃反委员会”;同时,设立“政治保卫局”,《任命》其“亲信”江奇为“局长”,专事“肃反”。

    如此,在******已将“江西‘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纠正并遏制下去之时,“湘、鄂西苏区”内却反而又刮起了“肃反”风。

    不过,夏曦虽欲“藉‘肃反’剪除异己、实施报复”,但却因没有由头、而一时无从下手;延至一九三二年五月,才让他觅到了下手的机会。

    原来,“瓦庙集战斗”后,徐源泉为“从‘湘、鄂西苏区”内部离间与瓦解中*共*,遂派了其手下一个名叫张锡侯的“营长”前往游说曾是其“同窗”、时《任》“中*共*天门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以促其“反水”。

    张锡侯受《命》后化装成商人潜入“苏区”,找到杨国茂进行游说。可是,杨国茂非但没被说动,却将张锡侯交给了“政治保卫局”。

    杨国茂此举,本是显示了其“对党的忠诚”。

    然而,时《任》“政治保卫局长”的江奇却觉得这是可借题发挥、惩治异己的机会。而正苦于无从下手的夏曦闻《报》后也觉得此乃天赐良机、不可错失,遂授意江奇放手而为、不必顾虑。

    于是,江奇亲自对张锡侯进行了审讯,意在欲“从其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果然,因张锡侯游说不成、反被拘审,已对杨国茂恨得咬牙切齿;所以,毋须用刑,张锡侯就反咬杨国茂“与国民党有通,并已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组派’”。如此,正中夏曦与江奇的下怀。

    于是,江奇将杨国茂抓捕,并在酷刑下将他屈打成招。

    有了这个突破口,即可乘胜扩大战果了。

    由于,时《任》“红九师参谋长”胡慎己得罪过江奇;因此,江奇就趁机报复了。他迫杨国茂将胡慎己指认为“改组派”后,不由分说地就将胡慎己抓捕并杀害。

    江奇杀害胡慎己,夏曦非但没予制止,反而怂恿其更放任而为。

    其实,夏曦自己也欲将“肃反”这把火烧向“红三军”,甚至于将矛盾指向贺龙,以将“红三军”全夺到自己手中。

    然因,贺龙在“红三军”中的威望实是太高,夏曦毕竟有所忌惮而不敢冒犯;就连“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也因其善战有“常胜将军”之誉而在“红三军”中同样享有崇高威望,致使夏曦也不敢动他。

    因此,夏曦只得将目光落在了“红七师”、“红八师”的将领身上。

    夏曦的心思,江奇可谓是心领神会;于是,江奇又如法炮制,很快将“肃反”的邪火引燃到了“红三军”的“红七师”和“红八师”中。

    不到一个月时间,“红三军”中就有“红七师”的“师长”孙德清、“政委”盛联均、“参谋长”赵奇、“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参谋处长”朱元成,“红八师”的“师长”段玉林、“政委”王鹤、“参谋长”张应南、“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等一大批“‘红三军’将领”被诬成“改组派”后拘捕,并先后遇害于洪湖的瞿家湾等地。

    同时遇害的,还有“红三军”的“第二十团团长”刘庶值、“第二十一团团长”蔡祝封、“第二十五团团长”张杰、“第二十四团政委”苏继汉、“第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侯等人。

    而对于曾向“临时中央”写控告《信》的潘家辰与万涛,夏曦当然更是耿耿于怀;因此,也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后抓捕了。

    而此时,驻留在“巴、归、兴根据地”的“红三军教导二师”却也撤入洪湖了。

    原来,贺龙为东进开辟“荆、当、远苏区”率“红三军”离开“兴、巴、归根据地”后,黄大鹏则率“教导第二师”坚持在万仙洞、溪丘湾等地与敌周旋,顶住了“川军”与“地方团练”的不时进剿。

    可是,半年前,黄大鹏在“二埫垭战斗”中不幸阵亡了,“教导第二师师长”之职遂由“副师长”宋文明代理。

    一九三二年四月,时《任》“川康绥靖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又派“川东边防第二路司令”穆瀛洲率“川军第二混成旅”进剿“兴、巴、归根据地”。

    如此,“教导第二师”面临的形势严峻了。

    为保存实力、免遭更大的损失,宋文明与时《任》“巴、归、兴********”胡荣本商议后,决定“将‘教导第二师’交由‘参谋长’胡悌率领、撤往‘洪湖苏区’”,宋文明与胡荣本则率百余人的“川东游击队”仍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以麻痹敌人。

    谁知,胡悌率部撤返“洪湖苏区”后,却被夏曦扣上“畏战、失地”的罪名杀了。

    时《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与夏曦曾在“中*共*湖南省委”共过事,知道夏曦在“马日事变”时有过逃跑的劣迹;此时,他见夏曦以“畏战”的罪名、将胡悌屈杀,不免心中抱不平;遂私与人语:“别看他嘴上说得漂亮,其实是个胆小鬼。”

    此言传到夏曦耳中,触到了他的隐痛处。

    于是,夏曦即《命》时《任》“中*共*‘湘鄂西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也以“改组派”的罪名将柳直荀抓捕,以免自己的劣迹被揭露。

    但因,彭国材与柳直荀交好,且对于夏曦假手“肃反”泄私愤也甚是看不顺眼;因此,拒绝执行《命令》。

    可是,夏曦岂肯罢休;于是,就将彭国材的“保卫局副局长”之职撤了,并与柳直荀一起均被抓捕。

    如此,“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同样上演了“******欲为而不能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痛一幕。

    而就在夏曦为一己之私对自己阵营中的同志大开杀戒之时,“国民党军”准备对各“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围剿”已在步步迫近了。

    果然,一九三二年七月,******向“鄂、豫、皖”三省调集了四十万大军后,《任命》徐源泉为“左路军总指挥”、刘峙为“中路军总指挥”、徐庭瑶为“右路军总指挥”,再次对“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实施“围剿”了。

    徐源泉受《命》后,即亲率“第四十八师”及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张振汉的“第四十一师”等部,再次向中*共*的“湘、鄂西苏区”进剿了。

    这次,徐源泉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拟分两步进取。

    第一步进占襄北,以将“红三军”主力压迫到长江和襄河之间;第二步则倾全力“围剿‘洪湖苏区’”,以图将“红三军”主力围歼于“洪湖苏区”内。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来剿,夏曦则又决定“固守决战”,且拟分兵两路、采取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命》刚接《任》“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红八师师长”汤慕禹率部“坚守‘洪湖苏区’”,而《令》贺龙、关向应率段德昌的“红九师”重返襄北去、正面迎战“国民党军”。

    于是,贺龙与关向应率段德昌的“红九师”再次渡过汉江、复又进入襄北,以迎战“国民党军”了。

    七月十五日,“红九师”进至京山。

    此时,徐源泉的“左路军”也已迫近京山;且将十万重兵分为四个“纵队”,《命》三个“纵队”分别由应城的景家墩、钟祥的白马庙及皂市等地进发,以围攻已进至京山的“红三军”;“第四纵队”则直插天门的岳口,欲控制张截港、泗港等渡口后截断“红三军”南返的归途。

    仅有数千人的“红九师”欲与数万计的“国民党军”对阵,本已就在兵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今,归途将断,“红九师”的处境更是堪忧了。

    留驻“洪湖苏区”的“红七师师长”王一鸣见“红九师”北上后处境危险,遂请求能让他率部往援。

    然而,曾信誓旦旦、甚有雄心的夏曦,此时见“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不由得萌生怯意并忧心自身的安危了;因此,只图能保全“洪湖苏区”而不准王一鸣率部往援。

    而时在京山的“红九师”,此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形势甚是严峻;若不设法突围撤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鉴于此,贺龙与关向应、段德昌商议后,决定“力避与敌正面交锋,设法撤返‘洪湖苏区’”。

    为此,趁“国民党军”尚未将京山合围之时,“红九师”即主动撤离,拟西向先至荆门后、再南下转道潜江返归洪湖。

    “红三军”撤离后,襄北地区即被“国民党军”控制了。接着,徐源泉即按《计划》率“左路军”南下向“洪湖苏区”迫进,兵锋直指“中*共*‘湘、鄂西苏区’机关”所在地洪湖的瞿家湾。

    此时,夏曦更是胆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倒是“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红八师师长”汤慕禹率部勉力抵抗,这才免使“洪湖苏区”陷落。

    然因,“红七师”和“红八师”已因许多对党忠诚、久经疆场而富有实战经验的“师、团”级将领在“肃反”中被冤杀而战力锐减、且军心被撼,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强敌终难持久。

    八月二十四日,东荆河南岸要隘峰口和府场等地终被“国民党左翼军”攻占,“红七师”反击受挫。接着,“国民党左翼军”又向新沟嘴、杨林关实施围攻,驻守的“红八师”损失惨重而被迫撤退。

    至九月三日,洪湖沿岸的柳关、小沙口等地又被“国民党左翼军”攻占了。

    夏曦见“洪湖苏区”已是难保,只得率“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一班人马,在“红七师”、“红八师”等部的掩护下,从“苏区”机关所在地瞿家湾撤离,向江陵转移。

    而在撤离前,夏曦又丧心病狂地将尚被拘押着的潘家辰、万涛、柳直荀、彭国材等人杀害了。

    同时,遇害的还有“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中*共*‘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中*共*‘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兼“党校校长”侯蔚文、“中*共*监利********”朱可庭、“中*共*沔阳********”徐二等人。

    待等贺龙与关向应、段德昌率“红九军”转道荆门后、好不容易撤到潜江时,“苏区”机关所在地瞿家湾已被“国民党军”占领,“洪湖苏区”也已丢失了。

    因此,“红九军”只得又折返荆门。

    而此时,因“川东游击队”的胡荣本、宋文明被叛徒出卖后已在巴东遇害,“巴、归、兴根据地”已被“川军”占据;因此,“红九军”到了荆门后、欲往“巴、归、兴根据地”已是不能。

    鉴于此,贺龙只得率“红九军”折向去往鄂中北的大洪山以图存。

    而已转移至江陵的夏曦闻知“‘红九军’又返至荆门”,遂也率众北上、欲“去与贺龙部会师”。

    谁知,当夏曦率众赶到荆门,贺龙已率部去往大洪山了。

    而在荆门的半边街,却又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阻截;激战中,“红八师师长”汤慕禹不幸牺牲。不过,靠了“红七师”、“红八师”将士的奋力拼搏,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一星期后,夏曦率众也才抵达大洪山;至此,“红三军”的三个师终于会师了。

    夏曦到了大洪山后,竟将“丢失‘洪湖苏区’”的责任说成是“‘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没尽职’之故”,以推卸自己的责任。结果,王一鸣被冤杀在大洪山。

    同时被杀的还有已改《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校长”了的唐赤英、“独立师政委”朱勉之、“教导一师参谋长”董朗等人。

    尔后,“红三军”靠了山区“便于游击”的有利条件,在大洪山区驻留了一期。

    然因,大洪山毕竟地处鄂中北,与湖北首府武汉相去不远;“红三军”受此大挫后、实力有损,已难再在这种可谓是国民党的脏腑之地久留了。

    且不久,闻知张国涛“已放弃‘鄂、豫、皖苏区’、随同‘红四方面军’绕经豫南的桐柏地区后、往西而去了”。

    于是,“红三军”紧步后尘、从大洪山撤离北上,也欲越过豫南的桐柏山后、去往“鄂、川边境”,以求开辟新的“苏区”。

    至此,“国民党军”对“鄂、豫、皖”三省内中*共*“苏区”的再次“围剿”也就结束了。

    ******见中*共*在“鄂、豫、皖”三省内的“苏区”全让他荡平了,心中乐不可言;如此,算是去了一块心病,遂可打算“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