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纹路是国运
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第一,从技术上讲,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蓝“。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很容易取悦于人。第二,同样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称为“墨分五色“。《陶雅》中这么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写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乃至后来到民国,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陶雅》也是这样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肯定是老大。由于这些因素,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jian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雍正也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我甚至认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只是我们没办法用rou眼分辨。 比如,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姿态活泼。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我就很怀疑。它不是永乐的,而是雍正的,为什么呢?有两点。一、这盘子尺寸很大,直径将近60公分。从元代到明初,烧造了很多大盘子,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点儿变形。要知道,盘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二、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它倒挂着。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他画的鸟都是常态,有的鸟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画的山鸡,就比较呆;偶尔画点儿奔跑的,但都是常态。那么,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在追逐一个虫子。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我就怀疑是清代的。为什么呢?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嵒,华新罗,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非常不常态。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那么,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横向、纵向,从各个方向比较,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铁线描“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它不平涂,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形成平涂的概念。 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那时颜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万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雍正则是为了雅,并非追求节省材料,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愿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就是用细线。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写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第一难写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试试,笔画越少越难写,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容易遮丑。这个道理一样,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没有功力,就干不了这件事。 从雍正一朝起,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比如赏瓶。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赏人的。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叫“玉堂春瓶“。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谁有功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太监们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偷懒了,把中间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叫赏瓶了。原来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你想,皇上送你一对瓶子,摆在家里多荣光啊。 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mama,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 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渔乐图“的罐,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个筐。当时我不明白,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拿一个筐干什么?我是北方人,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后来我查《三才图会》时才知道那个“筐“叫“罩筌“,就是一个筐,但两头是通的,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三才图会》上解释说:“罩则竹编,空其两头。“罩筌是竹编的,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把鱼罩在里头,然后用手摸。北方人没见过啊!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书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 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里被称为“大路货“。这种东西不是收藏用,是摆放装饰的。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不懂,买两个大掸瓶,家里摆着,反正不太贵,摆着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级比较低。第三,嘉道的东西过去不作为收藏品,博物馆里也很少有。20世纪80年代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瓷器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说“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完了,连写都不写,比较蔑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呢?首先是国力衰竭。我们看那段历史,嘉庆的问题不是嘉庆时出现的,而是乾隆晚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有和。有一句话叫“和跌倒,嘉庆吃饱“,但和真的跌倒以后,嘉庆并不能因此吃饱-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救整个国家。当你没有生产力的时候,和的财产只能解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挽回。 19世纪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个世纪,很多优良的文化遗产都在这个时期毁之殆尽。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比如永乐时期在南京修造的报恩寺塔,这些著名的中国景观,都在这个时期毁灭。19世纪这个不堪回首的世纪,又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能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痛苦。今天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而战争社会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不能想象的。那么,祸根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呢?就是乾隆晚期到嘉庆。在这个时期,优秀的督陶官制度就此终结。制度没了,剩下的都是“代管“。什么事一代管,就得瞎一半儿。景德镇改成地方官去代管,不是中央派大员来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是官方不重视了。嘉庆以后的官窑,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式,就照着以前的路子,该怎么烧,你给我烧出来完事,不求创新。 但嘉庆初年的时候,还有一点儿好东西,为什么?乾隆爷还在呢!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老百姓就知道:嘉庆改元了,称嘉庆元年、嘉庆二年、嘉庆三年、嘉庆四年。那宫里怎么说呢?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乾隆六十三年、乾隆六十四年,还要承认乾隆的余威。所以在这个时期,有一模一样的瓷器,但款识写得不一样,一个写“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写“大清嘉庆年制“。景德镇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提供,两边都得讨好啊,所以两个款都得写着。一回烧俩瓶子,写爸爸一个款,写儿子一个款,反正谁都不得罪。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以前没有权力,杀和珅都是乾隆死后的事。乾隆刚一驾崩,嘉庆几天之内就动手了。按照过去的说法,老爷子尸骨未寒啊,这边就动手了。但是谁都明白,只要乾隆有一口气在,嘉庆都不可能杀掉和珅。 嘉道以后的青花,颜色开始清淡,釉面开始稀薄,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这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景德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品从质量到数量都在下降,技术人员大量流失,青黄不接。这个时期的特点在瓷器纹饰上有所体现,能够看出纹饰开始变得软弱,跟人物性格一样。我讲过,康熙时候的龙纹,都极富有扩张性,极富有杀伤力。到了乾隆,就变得非常平缓,是一个标准的龙纹。到了嘉庆,这龙纹就有意思了,它变得非常妩媚,非常软弱,好像在讨好世人。三个阶段,都能感受出微妙的变化。我老说,嘉庆那龙,就跟刚洗了澡出来似的,特别干净,一看这事就要瞎。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去逛市场,他看见一个瓶子,问我:“这个瓶子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嘉庆的。“他一看,底下没写款,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这龙,跟洗了澡似的,特妩媚。“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会儿是时代往下走了,这龙也打不起精神了。“他就说:“那这个东西没款,能不能买?“我说:“从今天的收藏角度看,可以买,它依然能代表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瓷器。“我当时告诉他这些特征以后,他就把这瓶子买了。从这件事能看出,鉴定时首先要紧扣大的时代特征,先不要追求细部特征,那些需要你慢慢去体会。要考虑多层因素,不能只考虑一个因素。有时瓷器以外的因素,比瓷器以内的因素还重要。 当时还有个典型的画法叫“勾子莲“。过去老古玩行都说:“那瓶子是勾莲的。“在雍正、乾隆时期,画的最多的一个图案叫“缠枝莲“,跟宗教有关,非常优美的缠枝大莲花。我讲过的青花赏瓶,上面画的都是莲花,谐音“清廉“。到了嘉道以后,偷工减料,缠枝莲都画得特别简单,一个勾就画出一朵花,所以叫“勾子莲“,简称“勾莲“。过去叫“缠枝莲“,好听吧;“勾莲“,从叫法上就是一种蔑视,听着就弱。 当时瓷器由于质量下降,出现一个特征叫“波浪釉“,也叫“浪荡釉“,就是整个釉面不平,对着光一看,就跟风吹在水面上一样,所以叫“波浪釉“。雍正瓷器的釉面也不平,这个特征叫“橘皮皱“,意思是像橘子皮。橘子皮什么样,瓷器釉面就是什么样。问题是我今天这么说,你回去买一个大橘子,对着看瓷器,还是肯定有差距。我们是要感受它微妙的变化。橘皮皱跟波浪釉有多大区别呢?波浪釉是大面积不平整;橘皮皱则是大面积平整,只有小面积有缩釉的感觉。 我曾碰见一个特别执拗的人,他拿了一件瓷器给我看,说:“你看我这橘皮皱。“我说:“这叫波浪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有差距,语言传达不可能像数字一样准确。我说是波浪釉,他非说是橘皮皱,我怎么跟他抬杠?没法抬杠。然后我只好说:“就算你这是橘皮皱,也不是橘子皮,是柚子皮。“这两者的区别,一定要拿到真正的雍正橘皮皱,拿到嘉道的波浪釉,对比一下,才能感受到差距。所以,关注细节,才能有胜算。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如果不关注细节,觉得差不多就行,那肯定不能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感受这种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你才能有所不同,才会感受生命的意义。我所说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学上的生命,而且包括一个艺术品的生命。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1841年,时逢辛丑,鸦片战争失败,英军强占香港岛,次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从此被英国人管辖。辛丑年,非常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历史,在清代,每个辛丑年都有大事发生。清代的第一个辛丑年是1661年,这一年康熙即位。康熙即位后,开创了康乾盛世的良好开端。到了下一个辛丑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个皇帝能做满六十年,非常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这一年,康熙68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他非常满足。他为了记住这一年,烧造了一批特殊的瓷器,写了一个款,历史上只有他写过,叫“又辛丑年制“。康熙的意思是:我辛丑年登基,六十年了,又赶上辛丑年了。我就烧造了“又辛丑年制“瓷器,以示纪念。在中国的制瓷历史上,独此一例。第三个辛丑年,是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首发。我们知道,盛世修典,《四库全书》是乾隆盛世在文化上的体现。第四个辛丑年,是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香港被英军强占,一直到1997年回归。第五个辛丑年,是1901年,著名的《辛丑条约》签订,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认为能把鬼子赶出去。但最大的灾难紧跟而至,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电视剧里描写得都很简单,说咸丰皇帝听了这消息以后,吐了口鲜血,很快就死了,不管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吐口鲜血死了,这事就完了?谁为此事负责呢? 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他20岁登基,31岁去世。看历史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想:历史很多时候惊人地相似。明朝的正德皇帝31岁去世,清朝的咸丰皇帝也31岁去世。这两个皇帝惟一的共同点,都是他那个朝代最荒yin的皇帝,最喜欢女人的皇帝。咸丰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办法,他治理女人还有点儿办法,不是弄了个慈禧吗?其实他也没治理慈禧,最后让慈禧把他治理了,最后都是慈禧说了算。 咸丰非常取巧。他怎么能够当上皇帝呢?是受他的一个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咸丰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与杜受田老师朝夕相处,受其教诲。老师天天教他怎样做人,学各种学问,一共学了十多年。他20岁登基,从6岁到20岁还有十四年。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考虑立储的事,要决定谁做接班人。有一次道光带着皇子们去南苑打猎,所有皇子都各显其能。跟着爹一块儿出去打猎,那当然要显出自己的本事。清朝人很注意武功,不能光有文,还得有武。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打猎,打得最多的是恭亲王,获禽最多;咸丰呢,一箭未发,没有打着东西。道光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啊?“咸丰就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他说的意思是,现在正是春天,鸟兽都在繁育阶段,我不忍伤生,怕妨碍了天地的和谐。这话说得高吧!他什么都没打着,话说得漂亮。道光皇帝大悦,高兴啊,就说:“此真帝者之言。“意思是这真是帝王的话。所以后来就秘密立储,立的是咸丰。其实咸丰说的这段话都是杜受田的传授,有高人指点,不是他自己的话,是他老师告诉他要这么说。 清人笔记《清人轶事》中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儿类似。道光晚年的时候,一次生病了,召两个皇子进屋谈话,借以决定让谁来即位。两个皇子,一个是咸丰,一个是恭亲王。这两个人被叫去之前,肯定都得请教老师:“我去了以后怎么办?我爹问我的事,我怎么回答呢?“恭亲王的老师叫卓秉恬,就跟他说:“如果皇上问起,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想就怎么说,你本事大,不怕。“杜受田则跟咸丰说:“你要是上去说时政,肯定不抵六爷,你那智慧不灵。惟有一策,就是你别说话,只要皇上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你就趴地上哭,就行了。“果不其然,两人进去以后,皇上就说:“我老了,不久就要让位了。“每个人都一样,人老了,身体弱的时候,都不会很避讳。这时咸丰趴在地上就哭,鼻涕都流到地上了。然后道光大为感动,就觉得:哎,这孩子孝顺!于是立储就定在他身上了。所以有时多说不是什么好事。咸丰如愿以偿当上皇帝,跟杜受田有很大关系。咸丰即位以后,杜受田一家子都是荣华富贵。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位继承都非常残酷。清朝恐怕只有乾隆不算残酷,因为当时几乎没人跟他竞争,乾隆登上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剩下的都比较残酷,需要动很大心计。如果当时具有政治才干的恭亲王当了皇帝,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