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 闲情逸趣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的时候去到苏州的东山,第一次见到八步床的时候很奇怪,我是北方人,没在南方住过,不知道有这样的床,后来我就执意要买一张好的,隔了一段时间,他们那边人就写信,那时候还不兴打电话,写一封信通知我说发现了一个好拔步床,说希望我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买,我就去了。当我看见那张床的时候,我非常吃惊,那时候的运算工具也比较差,他是用手扶拖拉机给我拉过来的,一张床拉了三拖拉机,堆在那儿根小山似的,就是一张床,床柱大约有这么粗,非常地醋,10根,床上6根,浅廊上有四根,一共十根,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 我后来统计过若干次,它用多少个零部件把它攒成的,最后也没统计清楚,大概几千个零部件,后来我就买回来以后,就经过修复,现在在厦门鼓浪屿上展出,一直搁在那儿展出,我当时是设想睡那张床的。 我因为古书读多了嘛,觉得这种床睡起来一定是其乐无穷,但是搁不进屋里去。我们的楼房很矮,我们一般楼房的屋里的高度就是两米五、两米六吧,那个柱子就两米八了,根本就立不起来,当时把它修复完了以后,因为它是零件,拿回到屋里的时候,就是想把它支起来,结果第一件事就傻了,柱子就立不起来,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当时想的特别好,就是把床上搁上一个书架,摆上常读的书,它不是有架子吗?上面安上各种射灯,还设想买一个小音响,睡觉时候可以听听音乐,想得别提多好了,可是床到今天也没睡过一天,非常地漂亮。 它的所有的围子,所有的细部都是用很小块的木头攒插起来的,我们将来会讲到,就是它工艺上的特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外行人认为一块大板雕出一个东西最值钱,其实从工艺角度上讲,越小攒插出来的东西越结实,价值越高,它把所有的应力全部消除,这是一个工艺,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一个体现。 清代小说家,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较之结发糟糠,犹分先后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 这话写得非常动感情,他就是说,人生活了一辈子,你反正白天是一半,晚上是一半,那么你白天的地方说不准你在哪儿,他说你“或堂或庑“,就是你要不然在屋里,要不然你在走廊里,白天你“或舟或车“,就是你要不然坐船,那时候没飞机,要有飞机也写上了,你不定在哪儿呢,但是晚上,你肯定睡床上,那么他说这个床乃我相共之物,就是比我的老婆说起来还有个先后,它比我老婆来得还早呢,所以“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于此。“就是你对它应该重视啊,应该有情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呢,好好地去置一张床,床是我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中国的床代表了我们文化中的精髓。 我们去故宫参观,你注意看床了以后你再看看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不是一个椅子的样子,是一个床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下一讲讲中国的椅具。 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叫站如松,坐如钟,是中国人讲究,坐有坐姿。我今天给大家先看一张图片,这是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宝座呢,是一个床形,它为什么是一个床形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待客的中心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床就形成了一个家具地位最高的一个家具。宝座是皇帝坐的,所以它在形制上有别于普通的家具,普通的椅子,所以它就做成了一个床形。我们如果有机会去故宫看,在故宫的每一个皇帝停留的房间,都可以看到宝座,它这个宝座,就是一个床形,这就是等级制度所造成的。 那么中国家具设计是有原则的,我们这个原则从宝座上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它叫尊严第一,舒适第二,当它发生碰撞的时候,舒适一定要让位于尊严,这跟西方的很多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的设计原则不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文精神为本,这一点大大的高于西方的设计原则。我们强调的是精神,不是强调一个纯物质的东西。以人文精神为本这句话表明了中国家具的一个设计的总体原则,这个总体原则在我们所有的家具中都可以体现。 我们抓住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再欣赏中国家具,再了解中国家具的时候,就觉得游刃有余,就是我们解释了,我们过去很多坐具,为什么非常的不舒服,皇帝的坐具也是非常不舒服,乾隆皇帝坐在椅子上,那感受还不如你们坐在《百家讲坛》的沙发上,你可以靠,还可以倚,他什么都靠不住。椅子非常大,他的宝座非常大,有多大呢?最大的一个宝座,目前存在颐和园,有2.95米长,1.4米的进深,有1.85高,比我还要高,1.4米的进深,是可以躺下一个人。 那么皇帝坐在这张宝座上,实际上是四边都不靠,皇帝就如同坐在一个板凳上,对皇帝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但他强调的是尊严。所以他就一定要忍受这个痛苦,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都觉得皇帝坐那个宝座上,是非常舒服的,他坐在万人之上,坐那宝殿里,大家都看他,你不知道他坐那儿,就是坐一个板凳上的感觉。 我们说了,这个宝座,是皇帝的专有座椅,但皇帝只是作为他行政上面,比如他登基,政务他坐这样的宝座,他平时坐什么呢?他平时坐的椅子,跟我们的,我们百姓坐的椅子,区别并不是很大,都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椅子,应该有一个了解,首先了解这个词汇,“椅”这个词的本意是倚靠,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椅”字,过去就是一个树种,有人认为就是楸木,椅树就是一个树,树名。我们就知道了,凡是带有靠背的,扶手的,可以倚靠的,这种才能,称之为椅,没有这个靠背的坐具,就不能称之为椅,这个椅的本意,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民间有一种简单的说法,太师椅,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古典的椅子,一般百姓就说,谁家有一对太师椅,怎么它叫太师椅呢?我们先说它的初始状态,是这个样子,是个圈椅,这个椅子呢,看着用料不多,很简单,这就是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它是一个俗称是圈椅的这样一个椅子。 史书上记载,宋朝的宰相秦桧,他当时有个职务叫太师,太师是个虚职,品级很高,但是是个虚职,有点像个什么今天名誉理事,有点像个这样的虚职,不是一个很有实权,但是听着很好听。秦桧有一次坐在这个太师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圈椅上面,累了,向后仰着,向后一仰,头巾就掉了。当时有一个官叫吴渊,这个人有点眼力劲,喜欢拍马屁,你想想秦桧当时都是宰相,然后把就要这把头巾给他捡起来以后,马上就找人,就设计了一个荷叶的托首,就是他在椅背的后面做了一个荷叶状托,扣在这儿,你头往后仰的时候,可以躺在托首上休息。 吴渊当时下令一下子就做四十个,这个史书是有记载的,这个椅子的样子,就叫太师样,所以太师椅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段故事谁记载的?不是后人记载的,是当时的人,所以它的出处都比较准确。这个人叫张瑞义,他在《贵耳集》里有这一段故事的准确的一个记载。所以太师椅从宋代开始,就叫太师椅了。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太师椅,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那时候,就不再注重太师椅的初始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圈椅的状态,后来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东西了,凡是硬木的,比较贵重的,能显示人的身份的椅子,就统称为太师椅,到了清代以后,椅子的典型状态就是这样,这个也俗称太师椅。到了晚清以后呢,它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比如扶手加宽,后背后面有一点过多的变化,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变化,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先讲一个故事。东汉有一位名士叫梁鸿,有气节,有文采,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的同乡有一个女子叫孟光,一心一意想嫁给他。孟光长得不好看,肤色比较黑,但特别有劲儿,史书上记载她能“力举石臼”,像个举重运动员。孟光到了30岁还没嫁出去,她父母就问:“你为什么还不嫁啊?”30岁很大了,不要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30岁没嫁出去的人,父母也得问。是不是?她回答说:“我非梁鸿不嫁。”梁鸿一听这话高兴了,心想:还有这样的女子?那我就娶回来吧。我估计当时就是请媒人牵牵线,搭搭桥,也没见过真人,就把孟光娶回来了。孟光很高兴,就紧着饬,描眉画眼。但梁鸿一见她这样,就不高兴了,连着七天没有搭理她。孟光就慌神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怎么娶了我又不理我呢?她就向梁鸿请罪。梁鸿说:“你描眉画眼不如素面朝天好看,我得要个能过日子的老婆。”我估计他也不敢说你长得不好看,怎么画都没有用。孟光说:“那我就不画了,咱好好过日子。”于是孟光每天把饭菜弄好了,端到丈夫面前,高高举起。 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个成语也变成今天夫妻相敬如宾的一个象征。这里的“案”,当时就是一个托盘。今天的托盘就是一个盘子,当时的托盘“案”,带有四个足,四足是缩进去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案的“案”,形制上非常接近。这种托盘今天日本还在用,日本很愿意沿袭我们的古制。 案和桌在形制上有本质区别。何为案、何为桌呢?一般来讲,腿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名称,而与高矮、大小、功能都无关。腿的位置缩进来一块为案,腿的位置顶住四角为桌。除了形制上的区别,桌与案更重要的区别,是精神层面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在于案的等级比桌高。 比如我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都是比较高等级的情绪;如果我们说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都是低等级的情绪。拍案惊奇是惊讶,拍桌子瞪眼是愤怒,它表达的情绪不一样,这是它的精神层面。再比如,我过去当编辑的时候,经常挑灯夜战、伏案疾书,是吧?如果趴在桌子上,恐怕不是睡着了,就是在写检查。感觉到了吗?凡是跟桌子相关的事都偏低,跟案子相关的事都偏高。 中国人把一个承具分得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的文化高于别人的精髓之处。我们平时不注意,跟“案”相关衍生出来的词汇非常丰富,比如文案、方案、草案、议案,都跟案有关。因为我们过去办公,都使用案,与桌相对来说无关。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家具,形制上不一样。那么西方呢,没有这个概念,英文中就是一个“table”,没有桌案的区别。中国人把事情分得特别细致,比如做菜的方法就分成煎、炒、烹、炸、汆、熬、咕嘟、炖,分得特别清楚,对吧?外国人做菜估计就一个方法,我看就是煎,恐怕连炒都不会。 同样是案,也有很多形制。首先一种叫做翘头案,它属于供案的形式,腿部非常夸张,过去都是在寺院和祠堂里使用,它表示对神灵、对祖宗的一种敬畏。衙门里也用供案。这里的供案翘头非常高,非常夸张。它具有威严感,从心理上暗示你、警告你。今天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法官坐的椅子靠背都非常高,就是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如果法官搬一个小板凳坐那儿,估计犯人心里就该想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了。用家具作为文化符号传递给你,这是案子重要的本意。那么,衍生出来的词汇就是“案件”,原义指案子上的文件。“审案子”,原义指在案子面前审理事情,最后简称为审案子。没有人说“审桌子”,审桌子就是要拍这桌子了。 对于文人而言,他设计出一种适合自己用的书案,非常温和,它也有翘头,但把夸张的气氛都去掉了,翘头很小。这个小翘头干嘛用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书画形式叫手卷,卷起来是一个轴。比如《江山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看的时候要横向打开。过去看手卷有讲究,你不能趴在地上看,也不能搁在方桌上看,就得在这种翘头案上看。为什么呢?如果在桌子上看,手卷打开时,它的轴很容易滚到桌边,你一把没抓住,它咣当就掉下去了,很可能就把画撕了。但你在翘头案上看,轴走到案子两头,就停住了,不会掉下去。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古人的生活非常讲究,看画时都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翘头的部分既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变化,又有实际的功能。 我当年碰到过一个特别好的红木翘头书案,它的翘头极为特殊。一般的翘头,都是在案子的平面上单做翘头,那个案子的翘头是一木连做,就是用一块木头整挖出来。案面是瘿木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漂亮至极,古人称为“满架葡萄”,是一种文学形容。瘿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木材,后面在讲家具用材中,会专门讲到。我当时非常喜欢,就跟人家磨。那人是想卖了条案,拿钱买电视。我跟他磨合了半天,最后都出门了,那人还说你能不能再加五十,一会儿吃西餐什么的,说明他很注重这种小钱。我想他今天一定很后悔,当年拿了一个上辈子留下来的红木大条案换了个电视,搁今天我估计能换一个快倒闭的电视厂。 还有一种跟翘头案几乎一样的案子,叫平头案。把翘头去掉就是平头案。 还有一种叫卷书案。卷书案出现得非常晚,它两端的趋势是往下走。这种卷书形的案,过去炕上使用得比较多。 炕上的案子称为“炕案”,比较矮。因为在炕上,不必担心东西掉下来摔坏,就不需要再去挡着了。卷书案到晚清以后,非常受欢迎。尤其江浙一带,卷书案非常盛行,而且尺寸比较大,外形比较圆润,可能跟南方人喜欢柔软有关。北方却并不多。 我们知道,案子一般是家庭里体型最大的家具,它比较长,所以在搬动中会有问题,你经常搬动会感到特别不方便。过去的案子,估计都上不去今天的楼房,楼梯那儿就拐不过弯儿来。古人也考虑到了这些,设计出一种很新式的案子,叫“架几案”。 所谓架几案,就是两个几座上面架一块板。我们刚才说了,案是腿要缩进去,但现在大量的架几案是几座顶住两头摆。案子腿部缩回来,相应的,案面两端就要伸出去一块,行话叫“担出去”,意思是像挑担子一样伸出去一块。我们过去通过单纯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时,人家就会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案子,担出去的部分比较长。我就知道具体位置了。 架几案的尺寸相对来说都比较大,因为它是三件一组,便于搬动,当时也非常流行。早年我在乡下见到很多架几案,但是真正使用优良木材,比如紫檀、黄花梨、红木的,相对来说非常少,尤其紫檀。大号的紫檀架几案基本都在故宫,就没出过宫。我碰到过非常大的红木架几案,将近四米,原来是北方制作,后来被南方人买到上海。但它在上海没有市场,因为买回去要往家里放,谁都嫌这家具尺寸过大,没有地方搁。买的商人本来认为这个架几案很值钱,可是买到上海以后谁都不要,他搁了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当时看到就特高兴,因为我想用它来做展览。所以当我表示出兴趣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一个买主,就很便宜地卖给我了。这件红木架几案至今还在观复博物馆红木厅展览着,尺寸很大,也非常高。 案的基本形制,就是翘头、平头、卷书、架几这四种。我早年寻找案子的时候,城里很少见,农村多,越偏远的地方越多。因为过去乡下住的房子相对比较宽敞,放得下。而城里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比较窄,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大部分家庭都把这占地儿的家具淘汰到农村了。 有一年,一个朋友找我,那时我还年轻,他比我大,管我叫小马。他说北京门头沟那边发现了一件黄花梨大条案,要带我去看。当时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知道,那时北京没有随街就能打的出租车,要专门到出租车站去叫车。他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很奇怪,觉得他那么奢侈,还打的!那时打的是很少的事,我以前都不记得自己打过。但他说:“没事,这大案子买了,什么便宜都有了。”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我们从那儿开车奔了门头沟。快到的时候,越走路越窄,两边都是山,我多少有点儿害怕,因为没去过这些地方。我就老跟那人说:“今天没带钱,就是先看看。”最后终于找到那家了。 一进屋,老太太正包饺子呢,按住我,非让吃饺子。我哪儿有心情吃饺子呀,就想看那案子。老太太还说不着急,吃完饺子再说。可那饺子刚擀皮,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我执意要先看案子,就拉着老太太上人家后屋去了,一看,好!一个柴木的大案子,特柴,根本不是黄花梨!我一下就跟xiele气的皮球似的,觉得白跑了。于是我们一路无话,开着车就回来了。 路过东四路口,我朋友就喊:“停车停车!”车停了,他下去说:“小马,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走了。车拐过弯儿来,就是东四五条。五条就是出租汽车站,车停了,我得结车钱去。最后我结了200多块钱,那时我每个月才挣不到100块钱。我当时脸都红了,心里恨死这件事了。所以这案子没记住,事情记住了。所以说,人不能办事盲目,盲目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在福建莆田的一个祠堂里,曾经看过一张非常大的黄花梨案子。福建人的宗祠观念特别重,所以每个村里都有宗祠。那张案子非常巨大,长4.2米,案面是一块独板,俗称“一块玉”,就是说整块板跟玉似的,漂亮至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案子。这张案子几百年来都在这个宗祠里,受无数人的礼拜。可惜最后还是被拿出来卖,整个村里的人都在场院上坐着,买的人点好钱,全体村民一人分一份。以我当时的能力,没有办法买下这张大案。这案子现在在美国丹佛博物馆展览。我去丹佛博物馆讲课时,又看到这张案子,非常震撼。 这张黄花梨大案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在村子里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但村里人为了分笔钱,把几百年的案子卖掉了,最后辗转到美国,被人家珍而重之地供起来了。以后有机会去丹佛的人,一定要去看看这张“天下第一案”。 由于案子的陈设功能越来越大,它的实用功能就相对降低;相反,桌子的实用功能越来越大,陈设功能越来越低。所以,桌案从功能上有了区分,这是在使用中发生的区分,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的。比如过去的人家,一进屋就放着一张大条案,靠着主墙,上面摆两只掸瓶。我小时候,去我的外曾祖母家,她在北京有一个大院。我那时候很小,觉得这张案子非常高,根本看不见案子上面的大掸瓶。这就是我对案子的第一印象,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后来这案子上哪儿了,我就不清楚了。 桌子在越来越接近实用的时候,就跟案发生了分野。桌,最早写成卓越的“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比如卓然而立、卓尔不群。就是超出别人,高高地立在那儿。“卓”字后来才把底下“十”字变成了“木”字,写成了现在的“桌”字。 桌与案从功能上讲,差距不是很大。比如我们有条桌就有条案,有画桌就有画案,有书桌就有书案,有炕桌就有炕案。但有饭桌,就没有饭案。因为吃饭这件事虽然在生活中非常重要,但从精神层面上讲并不重要。过去古人从文化上还比较鄙视吃。他觉得天天去谈吃,层次太低了,得谈点儿文化,谈点儿梅花、竹子,才比较雅。所以,吃饭比较低,我们就在桌子上完成。 古人吃饭的桌子大多是方桌,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吃饭的制度有关。我们早年是分餐制的民族,一人一份。为什么有举案齐眉这件事呢?因为当时是分餐,我举一份给你,我这儿还有一份。如果当时梁鸿和孟光是共餐,就也犯不着我举着你吃,然后你举着我吃了,对不对?我们的分餐制度逐渐演化成共餐制了。采用方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共餐制。这一点从我们的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早期凡是筷子长的家庭,都是富有家庭;筷子短的,都是相对贫困的家庭。 中国人的筷子有特别长的,是为了菜多的时候,能夹着远处的菜。今天餐厅有转盘,什么菜都能转到你跟前,过去没那事儿,你得去夹,所以筷子一定要长。日本的筷子短而尖。因为日本是分餐制,筷子不需要很长。它为什么是尖的呢?是因为日本民族吃生的东西,比如生鱼片,非常滑,夹的时候必须扎一下,才夹得起来。我们则不同,过去中国人吃饭很讲究,绝对不许扎。我小时候,记得姥爷就教育我说:“夹起来就吃,夹不起来就不吃,不许扎。”后来我大一点儿,人家告诉我说:“筷子扎馒头,是给死人吃的。”按照更严格的礼仪,过去在桌上吃饭,筷子绝对不许伸过中轴线,那边的菜再好吃,你也不许伸筷子过去夹,顶多是人家给你端过来,你才能夹一筷子。这就是中国饮食的传统习惯,所以中国人从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顺便把脑子也给练灵巧了。我们再看韩国的筷子,是金属的,因为韩国老烧烤,赶上咱这种筷子早就烧坏了,所以必须使用金属。从小小的筷子身上,我们就能看出民族文化的很多特征。 随后亮格柜出现了。“亮”是通透、透亮的意思。所谓亮格柜,肯定上面有一部分通透,就叫“亮格”。这种柜子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叫法,“万历柜”。万历柜是明朝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样,因此而得名。正像“景泰蓝”是在明朝景泰年间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而得名一样,我以后会专门讲到它。 中国的第二次收藏热就在晚明。晚明期间的收藏热,导致万历柜的出现,上面这一层通透的地方,是专门为了陈列古董而设。宋代的古董陈设,一般不是搁在榻上,就是搁在案上,它是平面的一种欣赏。到了晚明时期,古董搁到万历柜的亮格里,有空间感了。但是请注意,它还是陈设在一个平面上。一般万历柜的高度,会比人的视线稍微高一点儿,眼睛稍微往上一抬,就能看见它的亮格了。 我曾见过一对很高大的黄花梨万历柜。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行家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对大号万历柜,问我愿不愿意去广州看。于是我专程去了广州,因为我还比较信这个行家。行家说柜子有3.2米高,那就非常高了,像我这样高的人,伸起手来是2.2米,根本够不着它的亮格。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往上放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存在呀,历史上也没见过这么大的万历柜。 结果,我去仓库一看,确实是一对巨大的万历柜。我就询问来源,他们推测了半天,说这对大柜是苏北地区的,有可能是一个庙里的家具,但这个庙在解放前就被拆掉了。庙里是有巨型柜子的可能。我在很多寺院里看到过巨型家具,包括边长超过2米的超大方桌,但在老百姓家里是不可能看到的。这对巨大的万历柜,20世纪50年代就被拆散卖掉了。当时第一个柜子在苏北买到,第二个柜子在山西买到,当两个柜子凑到一起时,天衣无缝,确实是一对。可惜的是,当时我买不起。最后这对大柜被卖到了美国。 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全国的收藏热再度兴起。这时,多宝格就出现了,它已经不是只有一个层面的柜子了。我们从雍正《十二美人图》上面,可以看见当时多宝格的形象。我们推测多宝格是雍正年间发明的,就是当第三次收藏热达到高峰的时候。多宝格专门用来陈设古董,是专属家具。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喜欢古董的时候,经常跑琉璃厂。当时文物商店的收购部就在琉璃厂,那里有一对雍正年间的鸡翅木多宝格,我每次去都观看很长时间,非常喜欢。当时收购部的人说这对柜子不可以卖,于是就一直搁在那儿。十几年中,每次路过时我都进去看看,心里就觉得高兴。后来1995年翰海拍卖时,这对柜子被拿出来拍卖了。当时社会缺乏对多宝格的认识,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 一般情况下,多宝格都是对称的设计,左边有一个空间,右边也有一个同样的空间,并不一顺边。这是多宝格的一个特征。对称是中国古典家具的基本原则。多宝格一般都是成对出现,尽管我们看到过很多单只的,但那都是历史上就被拆散了。 多宝格的出现,表明社会富足时期的到来。今天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家庭面积改善了,就跑到家具市场买一个古董柜子,不管是真,还是假,反正搁几件古董上去,就很高兴。这是社会富足的一个标志。 古董的陈设,由早期的案、榻之上的陈设,到万历柜里的平面陈设,再到多宝格的多层次陈设,这是陈设性家具的一个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具设计意图的走向。 刚才说的都是陈设性的家具,还有一种完全储物的家具。第一种是明代最经典的柜子,俗称“面条柜”。样子是上窄下宽,呈“A”字型,所以英文里叫“A型柜”。南方人说得更通俗,叫“大小头”,显然是底下大,上面小,很形象。面条柜的设计非常科学。它利用了物理的重心偏里的原理,把面条柜的门打开以后,不用关。因为重心偏里,柜门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会很缓慢地自动关上,很神奇。我曾经给一个美国人演示这个柜子,我打开柜门,一松手,它自动就关上了。美国人很惊讶地说:“我儿子终于有治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关门。” 面条柜除了自动关门的优点外,还有非常好的视觉稳定感。因为它下宽上窄,当你离它很近的时候,更有稳定的感觉。一般人很少注意,当我们走近上下垂直的柜子时,由于视差的变化,柜子会变成上宽下窄。而当你走近面条柜时,它就变成直的了,这是一种利用人的视差、利用人的内心很细致的感受,设计出来的一种经典的柜子。由于面条柜的设计理念与众不同,所以它是中国古代家具中最贵的柜子,是西方人最为追逐的柜子,而我们自己往往会忽视。 面条柜进入清朝以后,数量就逐渐减少。民国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生产这种柜子。很多人就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优良的柜子,反而不用了?这与我们国家人口增殖有很大关系。明末时,中国大概有不到1亿人。这种统计在学术上有各种争论,但一般都认为到明末,中国人口在9000多万到1亿人左右。到了乾隆朝,人口翻了两番,是4亿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晚明引进了番薯和玉米,这两大植物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中国过去五谷杂粮都比较低产,一亩打200斤就算很多了。这两种植物的引进,是人口急剧增殖的一个基础原因。当然还有政治原因,就是康乾盛世的整体社会因素。 人口翻了两番,但房屋面积没有相应扩大。人均居住面积在下降,要求家具的摆放更紧凑。面条柜的摆放,必须是左一个、右一个,必须拉开,它不能靠在一起摆。因为当它靠在一起时,两个柜子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倒三角,视觉上不舒服。对于清朝人来说,这种柜子不再适合日益缩小的居住面积。 我们到解放那年,还是4亿多人,当时的口号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就是4.5亿人。我们从解放到现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大概增加了两倍,现在有13亿多人。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