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鲁善工听着啧啧称奇,没想到高仿居然也能登上大雅之堂? “这算什么?”王老邪摆摆手,笑道:“民国35年里,仿制明清官窑瓷器有多少?其中珍品也不下万件!谁能鉴别其真赝,当时只有两个人,孙会元和师弟耿宝昌。这段仿制的历史,他们是亲身经历,是真是假,用手一掂,一敲,就知道!” 耿宝昌! 鲁善工大吃一惊,孙会元没有听过,可耿宝昌老爷子是谁?故宫最权威的瓷器鉴定大师,可谓一言九鼎! 书画当年有几个鉴定权威,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号称三大鉴定流派。 首席鉴定专家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 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 老爷子本身也是知名画家,用他的话来说,鉴定就是望气!看书画的精气神! 徐邦达特别注重考证,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 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后世称为技术鉴定。 启功的书画鉴定又另辟蹊径,以学问支撑鉴定。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对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历史学、音韵、训诂、书法等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定和文献考据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当时有三位老爷子在,加上一群高手,故宫书画鉴定可谓人才济济。可对于瓷器领域来说,高手不多,除了耿宝昌,还有过世的孙瀛洲,堪称大家。 “说起耿宝昌老爷子,那也是咱们琉璃厂出来的人才!” 王老邪得意道:“当年只有14岁的耿宝昌来到京城,机缘巧合进入孙瀛洲的敦华斋做学徒。孙瀛洲也来自农村,白手起家创立敦华斋,珠宝翠玉、金石、书画、文玩都做,逐渐发展到全国。” “学徒试工期最少三年,中间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孙瀛洲对学徒要求严格,要求一定要把两只眼睛搞准,别把两只眼睛搞穷。” “他时常给大家发纸条,考鉴定,考试不及格,该走的就走;强调立论准确,认定的就是认定的,必须三问不更色。” “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鲁善工听完长叹口气,可惜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官窑遍地是! “学成后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开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后来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被迫关门。一时间文物市场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后来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才有机会进故宫工作。孙瀛洲花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就连院长都说:故宫有两大恩人,一是捐赠瓷器的孙瀛洲,二是捐赠字画的张伯驹。”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时候就算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也会看错。官窑、哥窑都产于两宋,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只能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又成立鉴定组。没有固定标准,全靠老前辈决定。” “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把东西收藏送库,好的不许卖,全凭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准: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鲁善工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给老爷子斟茶递水,这种见闻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个时代变迁。 王老邪摆摆手,笑道:“说跑题喽,回到后挂彩,当年内务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剩下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大量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 “所谓后挂彩,其实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烧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 “后挂彩的技师要求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可谓最尖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