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六章 度德而行
《春秋》之义,量力而举,度德而行。题目出自《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春秋》乃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此部著作乃是由孔子所修。这部著作,也是每一个读书人必须要熟练掌握的。 义,道理。量、度,都是估计衡量的意思。举、行,都是举动办事的意思。 王麓cao微微摇头,笑着拱手道:“小弟不才,且有昌言要述。” 这反应,也太快了吧! 胡瑜鸣面色有些尴尬,抬手道:“贤弟请讲。” 王麓cao泯然微笑,慢条斯理的起身,抬手理了理胸口的衣襟,然后一手握扇柄,一手抱拳,朝众人行礼,缓缓的道:“说起这治国良策,小弟便不由想起一位政论先贤来,此人名为崔寔,司马光曾评论其为:“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jian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王麓cao拱拱手,笑道:“后汉书中,亦有多篇崔寔传,不知诸位兄长可知此人?” 胡瑜鸣笑道:“崔寔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曾任郎、五原太守等职,并曾参与撰述本朝史书《东观汉记》。”他又笑了笑,问道:“不知王贤弟提及此人是为何事?” 王麓cao笑道:“看来,胡兄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便由小弟来讲讲崔寔的政论吧。” 提起了崔寔,沈康陷入沉思,往年他在图书馆工作时,也曾看过关于此人的只言片语,但是对他的深入了解,倒是到了大明以后的事情。 崔寔的政治论点鲜明而强烈,他敢于抨击当时黑暗政治,主张革新,对于当时正在走向衰败的大汉来说,可以说是病中良药。 然而,由于此人官位地位低微,政治论点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后来,因其才能出众,许多当时的权贵都想将其收入麾下作为幕僚,但崔寔依照自己的内心所愿,拒绝了这些人提供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崔寔的做法按照沈康看来,也并非是清高脱俗的表现。当时的大汉已经如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与其投靠某个派别某个利益集团,倒不如就以卑微的郎之身份待下去,朝野上下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能够保持精神独立,安身立命才有基本的保证。 所以说,在沈康看来,崔寔是一个再聪明不过的人了。 而后的崔寔也曾一路升官到了五原太守,当他刚有能力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之时,?公元167年,36岁的汉桓帝刘志死了,一个叫刘宏的12岁孩子坐上了皇位,他后来被称为汉灵帝。 刘宏是个实打实的小孩子,并非如同沈康这般的穿越者,拥有一个成熟的灵魂。 由这样的额一个童心正浓的孩子执政,身边又没有可以管教他的能人贤臣,其结果就是直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黑暗的时代。 刘宏执政期间,最“伟大”的创举,就是“开西邸卖官”,将官爵明码标价,公开拍卖,“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公千万,卿五百万”,“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而刘宏之所以有此一举,则在于他“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想想也是让人忍不住的发笑啊...... 此时的大汉已经腐朽到了根本,再也难以挽救。所幸,崔寔走在了东汉王朝覆灭的前面,没有亲眼见证一个王朝的覆灭,也算是老天垂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了吧。 事情简单叙述到这里,这位政治家不出名的原因,想来诸位也能明白一二了。 一句话:生不逢时。 两句话:天妒英才。 三句话:倒霉催的。 然而,无论如何,这位倒霉催的崔寔,他的政治论点与为人处世,乃至于修养学识,都是让人不由得不敬佩的。 王麓cao就是崇敬这位政治家的其中一人,更令其艳羡的,是崔寔与其父亲的崔瑷的相处,父亲是崔寔为人处世的榜样,崔寔一言一行全深深烙下了父亲的印记,他们父子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我们想像父子两人在一起的情景,晨诵夜读,书香满室,其乐融融。 王麓cao缓缓踱步在酒桌旁边,他眸光清亮,徐徐的道:“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当国家凋敝之时,皇帝就像乘弊车在险倾的道上失控的奔驰,那么,如何来修整这辆弊车呢?“量力而举,度德而行”,就是根据国家的承受能力办事。” 此时,江柳愖站起身来,接着道:“针对当朝的实际情况,无论在能力上还是猜的上,人主与朝廷都无法效法尧舜,走德治的王道之路,所以,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在严刑峻法上进行下去,规避以往的错误,才能维护政风。” 诚然德治之法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达到的,但是德治之法也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对一个行将就木的时代来说,很显然,它是不适合的。 终于轮到沈康了,他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这二位好友,竟然将谈辩的收尾交给自己了。 他暗自扶额笑笑,起身,拱手,行礼,然后挺直腰背,一双点漆眸子充满了从容与自信,缓缓的道:“汉宣帝以严峻刑法治国,天下太平。而元帝以多行宽政治国,接过埋下了汉王室走向衰落的祸根。” 沈康第一句,将王麓cao与江柳愖的论点承接过来,以实例说明,令人不得不信服。 紧接着,他神情一凛,道:“国家太平,则以仁政、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根本。国家衰败则以严政驱逐病患,整顿风气,对症下药,方为量力而举,度德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