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六章 家喻户晓包青天（下）

    包拯任开封知府前，开封府衙门的办事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百姓要告状，先得请人写好状纸，然后带上状纸去衙门。衙门又不能随便进，要先将状纸交给看门人，由看门人往里递交。看门人交不交状纸，或者及不及时去交，这里面有门道儿，得看你会不会打点，或者打点多少。

    包拯初上任就发现了这个漏洞。他立即颁布昭示，允许百姓直接进衙门递交状纸，同时将衙门大门敞开。

    开封的惠民河也称蔡河，原本从开封经通许（今属HN直达淮河。为了便利水运，又从新郑引闵水汇入，使河水流量大增。本来是好事，惠民河却时常涨水为患。包拯亲自调查原因，一查之下，才知是中官世族修建园榭，侵占河道，使得河道堵塞，造成水患。包拯不怕得罪人，当即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

    担任三司使的张尧佐是张贵妃的叔父，而仁宗对张贵妃极其宠爱。张尧佐原本在基层任推官，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人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又晋升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成为掌管全国经济大权的重臣。张尧佐的升官之路，可谓扶摇直上，简直快过高铁飞机。他的升迁，也并不是凭政绩，而是靠张贵妃这个后宫的关系。

    张贵妃八岁进宫，模样儿很漂亮，人又聪明，善于迎合。仁宗即位后，便把她由一个普通的宫女，一步一步地提升为才人、修媛、美人、贵妃。在她刚当上贵妃的时候，害了一场病，她向仁宗皇帝说：“我资薄崇厚，承受不了这样的福气，所以遭了灾，害了这场病，我愿意贬为美人。”这话反而让仁宗极为受用，认为她是个不喜争的女子，对她越加宠爱起来。张贵妃父亲早逝，无依无靠，正是由叔父张尧佐抚养长大的。张贵妃迫切希望仁宗皇帝能够提拔张尧佐，提高自己的身份，满足她那争强好胜的虚荣心。仁宗皇帝贪恋张贵妃的美色，又由于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对张贵妃便有求必应，张尧佐就是靠这种关系平步青云。

    面对这样的歪风邪气，有些人不敢讲话；有些人还打顺风旗、拍马屁。包拯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决定向打老虎宣战。

    公元1050年六月，包拯第一次弹劾张尧佐。他说：“张尧佐是个庸才，很少建树，办事不力，颠倒是非，造成法制混乱，账目不清”。他建议仁宗将张尧佐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或者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这次弹劾，直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

    没过多久，包拯又上一奏，说：“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富裕的江淮两浙，又遭受早涝灾害，国库空虚，商旅不通，钱粮不足于自给。三司使应该好好算算账，把近几年的收人支出结算一下，让大家心里有数。国家的经济，内靠三司使，外靠转运使，要选有才能的人担此重任。如果用人不当，大家又都保持沉默，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就不好办了。”

    这份奏折送上去没有几天，包拯感到话没有讲完，又上了一个奏折。重申上述观点的同时，再次提出“张尧佐才能平庸，担任闲散职务还可以，怎好把财政大权交给他？这会误大事！”

    仁宗一如既往的沉默。

    过了一段时间，张尧佐不但没有免职，还升迁到比三司使更高的职位——宣徽南院使，另外还担任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一身四任。包拯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他决心冒更大的风险，把弹幼张尧佐的事进行到底。

    谏官陈旭、吴奎等人也和包拯一起对张尧佐提出弹幼，展开抨击。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拯决定趁热打铁，再次正面发动弹劫。他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万万使不得。

    仁宗仍然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幼，连平时很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授乌纱帽了，然而，有张贵妃吹枕边风，从中说情，仁宗皇帝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净谏。这是希望改革吏风的仁宗皇帝给予谏官和大臣的最高权利。由于这是仁宗亲自给予的权利，不好马上反口，只好让廷辩照常进行。

    在这次廷辩当中，包拯作了长篇发言。群臣上朝的时候，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皇帝与大臣是要有一定的距离。

    包拯措词激烈，情绪激动，不断地移动脚步，渐渐缩短了与仁宗的距离。包拯正在恳切陈词的时候，一时不慎，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不得不用袍袖擦去唾沫，一怒罢朝回宫。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都为包拯捏着一把汗。

    仁宗皇帝回到宫中，张贵妃慌忙上前询问：“我叔父的事怎么样了？”仁宗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总是要我袒护你那位叔叔。可是你就不想想，朝廷上还站着一位包拯呀！”

    仁宗在朝臣面前受了委屈，但他没有一怒杀忠臣，泄私愤。他心里仍然明白，要为国家、为社稷着想，包拯是对的，是有道理的。自己的做法是有错误的。但是，他太爱张贵妃了，他希望满足她的愿望，讨她开心。仁宗是一个立志改革的皇帝，也是一个贪图享乐的皇帝，这就是矛盾的所在。

    聪明美丽的张贵妃慌忙跪下请求恕罪。她又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辞，免去一些职务。可是，仁宗皇帝又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拯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等了四天，不见回音。包拯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

    这种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要是包拯能一直活着该有多好！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他辍朝一日，追赠包拯为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