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汪精卫河内遇险国民党再失南昌

    【史要】近卫文麿下台，喜多诚一《和平计划》，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南昌会战，南昌失陷……

    却说，汪精卫叛逃离渝、然后又去了越南河内；并呼应《近卫宣言》，欲与日本谈判。

    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因为，那样就会把“陶德曼调停”事抖出来，使国民政府难堪。于是，蒋＊介＊石赶紧派了谷正鼎赴河内，好言劝说汪精卫要迷途知返回渝复职。

    然而，已经逃离蒋＊介＊石掌控了的汪精卫岂愿回去？也就拒绝了谷正鼎的劝说，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

    汪精卫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放弃“武装抗日，与日和谈”，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于是，蒋＊介＊石赶紧召开国民党监察委员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严缉惩办汉jian”，以根除后患。

    此时，蒋＊介＊石为了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力，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将“复兴社”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戴笠任局长。

    于是，蒋＊介＊石《命令》戴笠趁汪精卫尚在河内之时将他除掉。

    戴笠受《命》后，随即向他的得力干将、刚从天津调来重庆的军统局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下达了《锄jian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汪精卫，并负责这次刺杀行动。

    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不敢懈怠；立即率领认识汪精卫本人的王鲁翘前往越南河内，伺机刺杀汪精卫。

    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也从重庆转道香港前往河内。

    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陈恭澍一行抵达河内，在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的帮助下隐居下来；为了狙击汪精卫，陈恭澍一行在汪精卫的住宅对面租赁了一幢房子、窥察了一个多月才决定动手。

    一月十七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第二天，汪精卫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人开枪打死；接着，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他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这一切，不免引起了汪精卫的警觉。

    此时，为了安全，汪精卫已由郊区三桃山搬进了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法国当局只是派了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本来，汪精卫预计“只要自己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等都会追随于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

    但是，事与愿违，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后，却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派”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那些“反蒋势力”却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也使他的处境十分孤立了。

    更由于，近卫文麿以“事态进入新阶段”为由突然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提出总辞职了；新接任的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中国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表示“支持”；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于是，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就表现得相当冷淡了。

    此时，日本政府还是寄希望于能诱降蒋＊介＊石；因此，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国会《演说》中还正式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

    接着，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又拟了份所谓的《和平计划》；抛弃了过去以“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蒋＊介＊石须下野”等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改为公开声言：“尊崇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了。

    这样，日本就从“否认国民党政府”改为“承认国民党政府”，从“反蒋”变为“拉蒋”；妄图以此“共同防共”、搞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达到诱降国民党之目的。

    如此，汪精卫到河内后的几个月内，感到十分孤单和惆怅。

    于是，周佛海等人劝汪精卫暂时去欧洲避一避；但是，汪精卫却坚持着要留在河内，以推动他所谓的“和平运动”。

    而此时，对于蒋＊介＊石来说，汪精卫的存在总是个麻烦；因此，蒋＊介＊石派谷正鼎第二次赴河内劝说汪精卫，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然而，汪精卫仍不醒悟拒绝回渝。

    在几次劝说无效后，蒋＊介＊石这才对已在河内的陈恭澍等人下《命令》：“立即除掉汪精卫。”

    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他的外甥、私人秘书长曾仲呜等，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则是汽车房及服务人员、卫士的住所。

    三月二十一日夜，陈恭澍亲自指挥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因为，王鲁翘认识汪精卫，唐英杰会武功；所以，俩人负责具体刺杀。

    当夜，王鲁翘、唐英杰、郑邦国、余鉴声、郑邦国等人翻墙进入高朗街二十七号内，陈恭澍和张逢义、陈布云等人则在外面接应。

    因为，事先已侦得三楼朝南的一间几个晚上都是电灯通夜未熄，判定此房间必定是汪精卫之卧室无疑；于是，王鲁翘、唐英杰等人翻墙入宅登楼后，即径直向朝南的房间冲去。

    众人飞身上楼，惊动了宅内厨师何兆探头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打伤何兆，吓唬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这才堵住了侍卫的门，不敢妄动。

    然而，当王鲁翘等人赶到了汪精卫的房前，发现房门从里反扣了；王鲁翘和唐英杰来不及细想，即用利斧把

    房门劈开一个洞；然后，用手电往里一照，发现正有一个身穿白色睡衣的人欲急起开灯。

    王鲁翘从身形上认为是汪精卫本人，便对准此人连开了三枪将其击毙。然后，众人即下楼翻墙复出；在外面接应的陈恭澍等人见大功告成，即将王鲁翘一行用车接走。

    然而，后来才知道，被王鲁翘射杀的其实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

    原来，曾仲鸣随同汪精卫到河内后，其妻方君壁从香港赶来会面。因为，曾仲鸣是自己的外甥；且汪精卫以为曾仲鸣夫妇久未团聚了，也就定要把自己住的朝南房间让给他们夫妇。

    当夜，汪精卫夫妇则住在了隔壁房间内。谁知，这一“让”却让曾仲鸣阴差阳错地做了替死鬼，方君壁腿部受伤。

    如此，汪精卫夫妇居然在河内逃过了一劫。从此，蒋＊介＊石与汪精卫彻底决裂了。

    而汪精卫在河内遭遇暗杀后，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即于翌日将“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则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

    于是，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这才研究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三月二十五日晚，汪精卫一行终于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然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号上，朝着已被日军占领了的上海驶去。

    自从登上日本货轮“北光丸”号后，汪精卫实际上已被日本人所cao控了。

    且说，“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采用“分区而治”。

    为了给已迁都重庆了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利于诱降，驻在武汉地区的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继续与扼守中国湖南、江西、广西等西南大后方的中国军队以军事打击。

    此时，联接第三战区与第九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江到江西的“浙赣铁路”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中，而南昌作为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国已判断日本对南昌有进取企图。

    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三次《指令》第九战区：“向已被日军控制了的‘南浔路’发动进攻，以打乱日军的进攻部署。”

    但是，第九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

    三月十八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了。

    是日，日本细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命令》直属的清水喜重的第一一六师团派出“村井支队”，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三十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

    于是，中国守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奋起抵抗；苦战四天，日军“村井支队”未能突破中国守军阵地。

    战至三月二十三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中国守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损失惨重，才于第二天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

    同时，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和松浦淳六郎的第一○六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向修水南岸中国守军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阵地猛烈射击，其中杂有着大量毒气弹。

    三月二十日，日军松浦淳六郎的第一○六师团在炮火的掩护下，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中国守军阵地多处被毁，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等多人中毒不支，阵地遂失。

    尔后，日军松浦淳六郎的第一○六师团沿南浔路西侧，向奉新迂回前进。

    三月二十二日，日军先头部队已至奉新，占领了南门外的潦河大桥。中国守军见日军突然而至，撇下设置在城郊的三十八门火炮撤腿就走；于是，奉新被日军占领。

    与此同时，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从南浔路正面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受到中国守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顽强阻击，形成胶着。

    三月二十一日，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开始总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一面《急令》第九战区各部“固守阵地”，一面《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柏辉章的第一○二师至南昌；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协防南昌。

    另外，调何平的第十六师、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

    同时，《电令》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日军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地袭击，破坏铁路、公路，切断日军后方交通并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增援。

    但因，中国军队通信联络不畅，未能使《指令》及时下达；又由于，中国军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

    此时，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是志在必得”；因此，遂产生了“给予敌人以杀伤后，再放弃南昌”的“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之念头。

    为此，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及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

    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昌城西的赣江大桥。

    三月二十五日，日军松浦淳六郎的第一○六师团主力已经奉新转向东进，在南昌以西击退了第三战区增援的柏辉章第一○二师；于当日在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迂回到南昌的南面，并切断了浙赣铁路。

    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另一路则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南昌西北的赣江北岸。

    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到南昌后，《急令》商震的第三十二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柏辉章的第一○二师固守南昌。

    但是，商震与柏辉章尚未赶到，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已突进至南昌北面的赣江桥了。

    南昌守军兵力薄弱，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如何抵得？结果，三月二十七日，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占领南昌。

    日军攻占南昌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之时举行反攻；于是，《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以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

    同时，蒋＊介＊石制订了《攻略南昌计划》。

    《攻略南昌计划》中《命令》：“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及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分别经奉新、大城向修水至南昌间的南浔铁路挺进，以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第十九集团军辖下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一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另外，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则进攻武宁。”

    四月二十一日，高荫槐的第一集团军以第六十军辖下张冲的第一八四师和第五十八军辖下刘正富的新编第十师进攻奉新，另以第五十八军辖下鲁道源的新编第十一师监视靖安日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主力则进攻高安，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

    激战至二十六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

    于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是，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十九集团军各部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四月二十三日，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以第二十九军辖下何平的第十六师、段朗如的第七十九师、胡松林的预备第五师及葛先才的预备第十师渡过抚河，攻克了市汊街并逼近南昌。

    四月二十七日，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空中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各个据点。

    第二天夜，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而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第二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然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第七十九师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段朗如“撤职查办”。

    而******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更于五月一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同时，《令》：“第十六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又《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五月五日前攻下南昌”。

    五月二日，柏辉章的第一○二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同时，何平的第十六师也一度攻占了沙潭埠。

    然而，在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反击下，市汊街和沙潭埠又被夺去。

    蒋＊介＊石限期“于五月五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

    但是，薛岳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才于五月三日，致电》陈诚表白了自己的看法。

    薛岳在《电报》中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五月五日，陈诚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

    此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认为“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不符实际”；并于五月五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白崇禧在《电报》中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方为妥。”

    而此时，上官云相已将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和胡松林的预备第五师又投入战斗，并再度发起进攻。

    战至五月五日黄昏，胡松林的预备第五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但是，日军火力密集，胡松林的预备第五师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攻击。

    是日拂晓，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辖下第一五二团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机三架；同时，第二十六师辖下第一五五团进攻火车站，却遭到日军猛烈火力反击而受阻。

    五月六日，日军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

    激战至下午五时，由于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不幸战殁、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负伤；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徐志勋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遂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

    此时，蒋＊介＊石已接阅了薛岳和白崇禧的《电报》，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才决定于五月九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

    而此时的日军，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于是，“南昌会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