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马占山江桥抗战 红四军黄安大捷
【史要】马占山“江桥抗战”；中＊共＊“鄂、豫、皖苏区”“黄安战役”…… 却说，“南京国民政府”见张海鹏在“关东军”的指使下起兵往攻齐齐哈尔了，意味着“国联”的《决议》未能遏制“日军”，只得急命施肇基再次请求“‘国联’对日本政府继续施压”。 于是，十月二十四日，“国联”又通过了一个《决议》，并作出限时：“‘日军’须于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完成撤兵。” 如此，“国联”的姿态算是比先前看似强硬了许多；“南京国民政府”以为“这次应能见效、可令‘日军’撤兵了”，遂视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于是，第二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由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陈布雷等人着手、草拟“准备接收失地”的《方案》。 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向帮助中国政府“敦促日本撤军”的“国联”中的“成员国”发《函》“致谢”，并在“南京励志社”内设宴招待了“国联”各“成员国”的“驻华大使”，且欲邀请各“成员国”派代表“参与接收失地”。 其实，蒋介石心中十分明白，“国联”的《决议》对日本“并没有多大约束力”。 日本欲“入侵‘东三省’早有预谋、决意而为，岂肯轻易撤兵”？但事已至此，他因不想“武力‘抗日’”，除此又别无良策，也就只得“死马当作活马医”地权作如此了；至少，这能向“国人”展示“自己的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正在作‘外交努力’且已有成效”。 然而，“国联”作出新的《决议》后，日本仍“没把它当会事”，而是继续其“在‘东三省’的军事扩张”。 只是，由于张海鹏部北向齐齐哈尔进军受挫后，日本却一时不知所措了。 因为，攻取齐齐哈尔并侵占黑龙江全省是日本所必为，但却又恐直接出兵进攻后、会触及“苏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使“苏、日”两国也交恶；所以，此时的日本毕竟还有所顾忌，想不好“该不该直接出兵”而举棋不定了。 因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遂要“日本‘关东军’暂缓对齐齐哈尔进攻”。 就在日本政府犹豫不决之时，“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却《报告》：“‘苏联副外长’加接罕已于十月二十九日作出口头《声明》，《宣布》‘苏联对中、日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日本政府获此消息后，原有的顾虑顿时消了；于是，决定“直接出兵、攻打齐齐哈尔”。 而此时，“特种外交委员会”又收到“国联”来《电》“希望中、日政府从速‘训令’各本国军队设法避免冲突”。 如此，“国联”将原来的“敦促‘日军’撤兵”改变为了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训令’各本国军队避免冲突”，暴露了“国联”的虚弱与无能；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寄望于通过“外交努力”、依赖“国联”来“敦促日本撤军”的愿望、实际上已落空。 不得已，蒋介石及“特种外交委员会”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了；致《电》张学良“要他转《令》马占山‘坚守防地，尽力自卫’”；终于，第一次提到了“自卫”两字。 然而，张学良虽是向马占山下达了“自卫”《命令》，但却并无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驰援，任由其孤军作战，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且此时，马占山千里奔波后终于赶到了齐齐哈尔。他接到要其“自卫”的《命令》后，立即在齐齐哈尔成立了“黑龙江军事临时总指挥部”，马占山自《任》“总指挥”、谢珂《任》“副总指挥”。 为保卫齐齐哈尔，马占山调兵遣将、增强嫩江以北的防御以“抵御‘日军’”。 他《命》徐宝珍的“省城卫队团”仍驻于大兴，增派张竞渡的“黑龙江省防步兵第一旅”与程志远的“骑兵第一旅”驻于汤池，张殿九的“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驻于昂昂溪；并将“东北屯垦军”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新编成了“黑龙江省防军新编步兵第一旅”，由苑崇谷《任》旅长，驻于三间房。 同时，马占山还下《令》将嫩江铁路桥的三个桥礅炸毁；如此，嫩江铁路桥几同被毁，“日军”就难以由嫩江铁路桥过江，则可将“日军”阻截在嫩江南岸。 十一月二日，“日军”见嫩江铁路桥被毁而难以通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命》“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借口“嫩江桥须修复”为由向马占山《通告》，要“驻守嫩江铁路桥的‘东北军’限于十一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前必须撤离嫩江桥，移驻至距桥十公里外”，以让“‘日军’修复桥梁”。 如此，虽名为《通告》，实与《最后通牒》无异，且“日军”欲以此试探马占山的反应。 然而，马占山“抗战”之意已决，岂肯俯首听命？因此，他没作理会，而《命令》部下“坚守拒敌”，且誓言：“吾奉《命》守土，一息尚存，绝不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本庄繁见马占山拒绝“撤离嫩江桥”，觉到“他绝不会像张海鹏那样被诱降”，只可用武力解决了。翌日，本庄繁即《命》“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攻取齐齐哈尔。 于是，多门二郎即《令》“第二师团”所属、驻于辽阳的天野六郎的“步兵第十五旅团”和驻于长春的长谷部照倍的“步兵第三旅团”迅速移师北上，并《命》“步兵第十五旅团第十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率部先攻占江桥。 滨本喜三郎受《命》后，即率部先行，并于十一月四日抵达江桥。 滨本喜三郎部进抵江桥后，即对马占山部发起攻击，并欲一举攻取嫩江北岸的大兴。 驻守嫩江北岸的徐宝珍部早已严阵以待，遂奋起抵抗。 马占山则亲临一线指挥，并又急调萨布力的“黑龙江省防骑兵第一团”前来驰援。于是，东北的“抗战”第一枪在马占山的指挥下打响了；因地处嫩江边的江桥镇，故史称“江桥抗战”。 马占山在东北举起“抗战”大旗后，国人无不称道；全国各地都组织了“援马抗日团”，上海“福昌烟草公司”还专门生产了一种“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以鼓士气。 有了国人的支持，参与“江桥抗战”的“将士”斗志更旺了。 而因，嫩江铁路桥的被毁，“日军”急切难以过江。所以，激战两天，滨本喜三郎的“第十六联队”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却仍被阻截在了嫩江南岸。 不过，中国军队因武器装备落后，所受的损失自然更重。徐宝珍部折兵过半，萨布力的“骑兵”也有四百多人伤亡。 虽然，中国军队受损严重，但土气仍不减。战至六日，滨本喜三郎仍难取胜。 不久，“日军步兵第三旅团”赶到，长谷部照倍旅团长即命部将平田幸弘率其“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投入战斗。 如此，“日军”兵力骤增；徐宝珍与萨布力部抵不住了，只得弃守撤退。“日军”这才渡过嫩江，攻取了江桥北岸的大兴。 “日军”虽是攻取了大兴，但由于损失严重、须补员并休整，遂暂缓了继续进取。 于是，马占山趁“日军”暂缓进攻之时也重新进行了部署，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在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由程志远的“骑兵第一旅”与吴松林的“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一旅”协守；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三间房、大小兴屯、霍托气等地，由苑崇谷的“黑龙江省防军新编步兵第一旅”驻守；第三道防线在朱家坎、富拉尔基、昴昴溪、榆树屯等地，仍由张殿九的“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驻守；而由大兴撤退的徐宝珍与萨布力部，则协防三间房。 经过几天的休整后，“日军”复又向北挺进；于是，中、日双方又在汤池展开激战。 十一月十四日，长谷部照倍的“步兵第三旅团”率先向汤池发起进攻，并攻占了“中国军队”在拴马的阵地。 然而，“日军”占据拴马后不久，却被程志远的“骑兵旅”从两翼包抄；“日军”被迫后撤，已占据的阵地复被“中国军队”夺回。 第二天，天野六郎的“步兵第十五旅团”也赶到了，即也投入战斗；同时，“日军”还投入了数架飞机和十余辆坦克。如此，“日军”在兵力与装备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驻防汤池的“中国守军”程志远部与吴松林部虽是浴血奋战，终因力量太过悬殊，顽强地坚守两天后、实是难支，不得不退往三间房。 “日军”攻占汤池后，即又攻打三间房。 三间房是洮南至昴昴溪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仅七十里；此处若失，“日军”就可长驱直入、扑向齐齐哈尔了；所以，这一仗是“能否保住齐齐哈尔”的关键所在。 十一月十六日，“日军”分“左、右”两路对三间房发起进攻。 “左路”是长谷部照倍的“步兵第三旅团”，“右路”是天野六郎的“步兵第十五旅团”，以对三间房的“中国守军”构成钳形攻势。 同时，多门二郎还把若松晴司的“骑兵第二联队”和河材圭三的“野炮兵第二联队”也压上去了。 三间房的守军苑崇谷部虽是支新编的“步兵旅”，面对强敌却不畏惧；该旅的“第一团团长”吴德林、“第二团团长”李青山、“第三团团长”王克镇、“第四团团长”孙洪裕、“炮兵团团长”朴炳珊等，都各率部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硬是顶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三间房战斗打响后，马占山又派苏炳文的“黑龙江省防军混成旅”前往驰援，且从汤池后撤的程志远部与吴松林部也退至三间房等地；如此，汇聚于三间房的“中国军队”也已不少。 因此，“日军”连攻数日、终难得手；且损失甚重、伤亡逾千，若松晴司属下高波的“骑兵支队”伤亡殆尽。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多门二郎攻不下三间房，即又从朝鲜半岛上抽调嘉村达次郎的“混成第三十九旅团”、长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等部前往三间房参战。 “日军”增兵后，三间房战斗更是惨烈了。 同时，“日军”还增派飞机十二架、坦克十二辆，重炮三十余门，对“中国军队”阵地及后方设施进行狂轰滥炸。“中国守军”的战壕几被夷为平地，连后方的储粮仓、弹药库也被炸焚毁了。 如此一来，三间房的“中国守军”弹药短缺、粮食告罄了；“将士”无食果腹、有枪无弹，如何再战？ 如此，又战至十八日。马占山见所部已弹尽粮绝、实难再守，只得下《令》“各部‘撤退’”，三间房遂被“日军”攻占。 接着，“日军”又攻取昴昴溪，并进至距齐齐哈尔仅十五里的榆树屯。 至此，“中国军队”已难遏阻“日军”的进攻了。 马占山知齐齐哈尔已是难保，只得又下《令》“撤离”，退往克山、拜泉、海伦一带坚持“抗战”；于是，“江桥抗战”《宣告》结束。 虽然，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以失败告终，齐齐哈尔还是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虽败犹荣。 因为，“江桥抗战”毕竟是打响了中国“‘抗日’第一枪”。 且是在没能得到中央政府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驰援，中、日双方的兵力与武器装备都相差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了有半月之久；可谓是打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呈现了中国“军民”中蕴藏着的不可小觑的巨大反抗精神，其意义非同一般。 所以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虽败犹荣、值得一叙。 且说，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国人”的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得不暂停了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 然而，他却调兵遣将了十多个师仍陈兵于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四周，随时准备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 至十月，“国民党军”调驻豫东南的有六个师；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与张钫的“第七十六师”驻于信阳，曾万钟的“第十二师”驻于潢川，汤恩伯的“第二师”驻于光山，陈耀汉的“第五十八师”驻于商城，而已改《任》“第四十五师师长”了的戴民权所部则驻于固始。 同时，在皖西则驻有四个师；岳盛宣的“第四十六师”驻于六安，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师”驻于合肥，李松山的“第五十七师”驻于潜山，厉式鼎的“第七师”驻于蚌埠。 另外，驻在鄂东的更是多达八个师；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驻于广水，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驻于花园，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驻于麻城，彭振山的“第三十师”驻于宋埠，葛云龙的“第三十三师”驻于黄陂，万耀煌的“第十三师”驻于浠水，徐庭瑶的“第四师”驻于汉阳，而赵冠英的“第六十九师”甚至于进抵黄安了。 虽然，蒋介石迫于形势，尚未下《令》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发起进攻；但是，如此多的“国民党军”虎视眈眈地陈兵于“苏区”四周，毕竟是对“苏区”的极大的威胁。 特别是，赵冠英的“第六十九师”甚至于进抵黄安了；而黄安可谓是中＊共＊“鄂、豫、皖苏区”的中心，这无异于是在中＊共＊“鄂、豫、皖苏区”的心胸要害处插了一把刀，岂能忍得？ 鉴于此，“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军委”觉得不可等闲视之；否则，等“国民党军”来攻，岂不会被动挨打、如同坐以待毙？ 因此，决定“主动出击”；且务必“将已入侵‘苏区’中心黄安的赵冠英部歼灭”，以消除对“苏区”的直接威胁；同时，也可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共＊“鄂、豫、皖苏区”业已形成的围困态势。 而为了能统一指挥、利于歼敌，且“白雀园大肃反”后的“红军”由于许多指战员被“清洗”了、队伍亟须调整；因此，张国涛决定“将‘鄂、豫、皖苏区’内的各部‘红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如此，也便于其对“红军”各部的控制。 而此前，“红二十五军”已于一个月前在皖西金寨县麻埠镇组建成立；“红二十五军”成立后，由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一个“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任、“政委”吴焕先。 于是，十一月七日，在鄂、豫两省交界处、距黄安北面约五十里的七里坪镇，由“红四军”与刚建成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成了“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下辖的“红四军”由徐向前兼《任》“军长”，“红二十五军”仍由旷继勋《任》“军长”。 “红四方面军”编成后，即欲对盘踞在黄安的赵冠英部发起进攻；于是，“鄂、豫、皖苏区”内的“黄安战役”打响了。 驻于黄安的赵冠英的“第六十九师”辖有两个旅，其“师部”与“第二○六旅”驻于黄安城内，“第二○七旅”分驻于黄安城外围的王家畈、潘家湾、下徐家、田湾铺等地。 鉴于此，徐向前与陈昌浩商议后，觉得“不宜急于攻城，而应先扫清黄安城外围的‘国民党军’；待扫清外围后，再攻城不迟”。而一旦对黄安发起进攻，分驻于黄陂、宋埠、麻城等地的“国民党军”必会前来驰援；如此，则又可“围城打援”一举两得。 如此谋定后，即依计而行。 于是，自十一月十日夜开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驻于黄安城外围王家畈、潘家湾、下徐家、田湾铺等地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此时，受《命》离沪转移的陈赓已赶到“鄂、豫、皖苏区”并担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于是，陈赓率部也参与了“黄安战役”、且成为此役中的主力。 陈赓不愧是能战之将，所部甚是勇猛。 经过数天战斗，驻于黄安外围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第二○七旅”即被陈赓的“红十二师”击溃；“国民党军”被歼千余，残部逃入黄安城内。于是，由“国民党军”分驻的黄安城外围各据点、被“红四方面军”扫除。 尔后，“红四方面军”便将黄安城围困了，准备“围城打援”。 果然，“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见手下的一个旅被歼，自己又被困在了黄安城内，不由得惶恐了；于是，赶紧向距黄安不远、驻于宋埠的彭振山与驻于黄陂的葛云龙“求援”。 俩人见赵冠英相求、即派兵驰援，驻于宋埠的“第三十师师长”彭振山则派“部将”、“第八十九旅旅长”侯镜如率部往援。 但此时，徐向前早已设下埋伏，专待敌之援军到来。 果然，侯镜如率部行至黄安的十里铺，即钻进了徐向前布下的“口袋”。一场激战后，侯镜如损兵近千，勉强突围后率残部逃回宋埠。而葛云龙派出的援兵，也在黄安城南面的嶂山遭到了阻截，被迫溃退黄陂。 此后，彭振山与葛云龙部皆畏而不敢再进；如此，赵冠英告求的援兵无望了。 赵冠英见援兵被截，只得靠自己了；于是，他《命》驻于黄安城内的“第二○六旅”拼全力向宋埠突围，欲觅生路。 然而，“第二○六旅”的两次反扑都被“红四方面军”击退，被迫龟缩回城。如此，突围不成，援兵又绝，赵冠英部困守黄安、几同坐以待毙了。不过，赵冠英不甘灭亡；凭着黄安城固，倒是顽强地坚持了多日。 战至十二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虽是又歼敌了千余，但仍未克城；这却出乎徐向前的意料，想不到赵冠英竟能如此善守。 为攻克黄安，徐向前则让“红四军”掌有的一架飞机投入战斗。 这架飞机原属“国民党军”，可谓是“送上门”的货。那还是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中原大战”前夕，“国民党空军第四队队长”龙文光驾驶这架“柯塞”式飞机，由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任务后；返航途中因油料耗尽，迫降在河南罗山宣化店的一处河滩上而被“红军”俘获。 “红军”俘获飞机后，将其《命》名为“列宁”号。而龙文光经徐向前亲自开导后、也弃暗投明加入了“红军”，并更名为“龙赤光”以示“坚定革命”之心。 从而，“红军”也有了飞机，龙文光则成了“红军”队伍中的第一名飞行员。 此时，因黄安城久攻不下，这架“列宁”号飞机也就派上用场了。 果然，当龙文光驾机盘旋到黄安城上空将炮弹当炸弹投到“守军”头上时，赵冠英及其部众惊呆了。几枚“炸弹”落下，“守军”死伤无数，惶恐得乱成一团。 赵冠英怎么也想不到“红军”竟然也会有飞机，眼看手下“将士”被炸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蹿，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好了？ 徐向前见“列宁”号的轰炸已显威奏效，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对黄安城发起总攻。 这次，赵冠英部抵不住了。 陈赓率“红十二师”从黄安的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守，倪志亮也率“红十师”从黄安的东北角攻入城内；如此，赵冠英固守多日的黄安城终于被攻破。 已是不知所措了的赵冠英见势不妙，赶紧化装后出西门潜逃。然而，赵冠英在逃途中、仍被王树声的“红十一师”俘获，其所部共约五千余人全军覆没。 至此，历时四十三天的“黄安战役”结束。 此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其中，俘敌近万；并缴获了各种枪械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收获颇丰。 “红军”收复黄安后，将其更名为“红安”，以示对“黄安战役”大捷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