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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章抗日激起学生潮 宁粤休战求和议

    【史要】****《抗日宣言》,抗日学生潮掀起;“宁、粤”休战……

    却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为混淆视听、彰人耳目,即按预先制订的《计划》采取了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伎俩。

    九月十九日一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还在由旅顺向沈阳移营途中,而早已准备、由他签署的《布告》却已贴满了沈阳城内的大街小巷。

    《布告》上全是颠倒黑白之词,诡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攻击‘日军守备队’所致”。

    同时,“日军”还假惺惺地请了美国“记者”乔·毕·巴鲁到柳条湖拍摄了所谓的“‘南满铁路’被炸”现场照片以佐证。

    但是,“日军”伪造的现场很是拙劣;几具所谓“因实施爆炸而被击毙在现场”的“东北军”士兵尸体,连不懂刑侦的巴鲁都能一眼就看出、是从别处移尸至此地的。也就是说,柳条湖的“南满铁路”绝不会是这些所谓“被击毙在现场”的“东北军”士兵所为;据此即能揣知,柳条湖的爆炸现场定是“日本人”自己蓄意伪造的,其目的可想而知。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实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只是,当时的巴鲁无形中感到有种压力,也就没有将真相即时揭露而采取了沉默;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鲁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才将此一真相揭露,但那已是十四年以后的事了。

    而日本“关东军”伪造了爆炸现场、且见无人揭露真相,也就以为可以欺世惑众了;于是,掩耳盗铃地将这出自导自演的假戏继续演下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日俄战争”时在奉天创办的《盛京时报》上,又以《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为题发表评论,认定“‘奉天事件’之发端,由于‘华兵’破坏‘满铁’;‘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

    而本来与日本“关东军”尚有分歧的日本“外务省”与“军部”,见“关东军”的侵华行动已既成事实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就默认了;且很快就将自己也卷入其中与“关东军”共舞了,并断言:“‘日军’的行动,是动用自卫权,为《国际法》所容许。”

    如此,日本的“军、政界”原有的分歧被搁置、自上至下同一个腔调了;齐口同声地把自己说成了是“受害”与“自卫”,而将引发“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用诬陷的手段强加到了中国军队“东北军”的头上,为其挑起战争、“武力入侵中国的‘东三省’”作借口。

    不过,日本政府这一贼喊捉贼的伎俩、岂能掩饰得了其进行侵略的血腥事实?不管其如何编造谎言,无人相信它的鬼话。

    其实,早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七月七日,“中*共*满洲省委”已指出:“‘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出兵‘满洲’制造借口而实施的一个阴谋。”

    三天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另一份《报告》中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准备,在最近许多的事实上看来是更加明显积极了。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迟早是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所以,当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时,“中*共*满洲省委”并不感到意外。

    而今,日本“关东军”果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明目张胆地“武力侵犯中国东北”了。

    于是,“中*共*满洲省委”即在“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以对剧变的东北时局采取“应急措施”。

    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突然、情势十分紧迫;当务之急是要戳穿日本的谎言,尽快让世人知道事件真相,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为其“武力入侵中国东北”制造借口的实质,以唤起民众、反抗侵略。而若是按常规、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待中央有明确《指示》后再采取行动,恐会迟误了时间。

    因而,“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打破常规,在中*共*中央未有明确《指示》前,由“中*共*满洲省委”先发表一个《宣言》。

    于是,由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执笔,连夜写就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该《宣言》于翌日九月十九日即油印散发,故又称《九·一九宣言》。

    “中*共*满洲省委”的《九·一九宣言》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毫不含糊地阐明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观点和态度。

    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皆号召国人“抗日”,史家则称其为《抗日宣言》。

    《抗日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九·一八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征服满蒙、侵略中国’而蓄谋已久的阴谋、公然采取行动的结果。日本《宣称》‘这次事件是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所引起’,这是贼喊捉贼,连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这些谎话!”

    并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须为争取中国民族解放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中*共*的《抗日宣言》及时揭穿了日本的谎言,使世人洞悉了事变真相;顿时,国内外为之震惊,全国哗然、群情激愤了。

    “国人”怎么也想不到,沈阳的“北大营”、兵工厂、飞机场等军事要地及“‘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竟然会在一夜之间都被日本“关东军”占据了;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岂是一、二句谎言掩盖得了?

    顿时,各地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浪潮”。

    九月二十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称:“值此国破家亡之时,恳请当局应立息内争,一致对外;武装民众,抗日救亡!”

    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则也《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竭力希望当局能“依顺民情,积极备战,抵抗侵略”,并表示“‘燕大’全体学生,誓以一死,为民族争存亡”。

    而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更是成立了一个“东北学生抗日会”,并组织了一支三千五百余人的“敢死队”,准备赴东北抗战。

    接着,“中*共*满洲省委”又于九月二十三日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号召“东北军”将士公开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的斗争。

    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号召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于是,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都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出兵抗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学潮”掀起了。

    同时,各地还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及抵制日货等运动,一股浩荡的“抗日”大潮席卷全国,华夏震怒、“国人”醒奋了!

    然而,此时尚在北平的张学良却不知所措了。

    张学良想不到日本“关东军”真会在“东三省”动武,自己“力避冲突、以求相安”只是一厢情愿。而“东三省”是张学良的根本,他当然难以容忍“日本人”如此蛮横无理,竟然将“老爹”给他留下的这份家业夺占了。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又担心“若是采取武力抵抗,必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而对于日本,自己没有十分的胜算,也就不免犹豫、进退维谷了。且蒋介石曾告以“欲抑制日本之嚣张,须有懒国联”言犹在耳,倒是让张学良也觉得“这或许是对付日本人的最佳良方”。

    想到此,张学良也就又竭力克己忍耐了,没对已火烧眉毛了的东北局势采取措施;只是《电》告南京,以待“中央政府定夺”。

    张学良如此泰然自若地含垢忍辱,实是令人费解、且难免遭世人诟病。

    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南昌、主持“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没在南京、无人可作主,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也都不知所措了;只得《电》催蒋介石“返京”,以主持大局。

    然而,时局骤变、容不得迟疑,等不及蒋介石“返京”了;遂于十九日晚,由戴季陶主持召开了有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王正廷、吴稚晖、邵力子、陈立夫、陈布雷、张道藩、恩克巴图、克兴额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争论多时,但却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至子夜一时了,才作出“发布《告全国国民书》、对日抗议与交涉、致《电》粤方休战、共御外侮”等应急措施。

    于是,由陈布雷连夜起草并发表《告全国国民书》,上有“‘国民’务必维持镇静、团结坚定,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举;信任政府,救国御侮”等语,以期能“平息民愤、控制学潮”。

    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倒是主动,先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前、已在九月十九日就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发出了《照会》。

    王正廷在《照会》中就“日本‘关东军’侵占沈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撤回原防地”。

    然而,日本欲“‘侵占中国东北’图谋已久”,岂肯把已吞入口了的肥rou吐出?因此,重光葵对于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

    第二天,王正廷再次提出“抗议”;可是,日本政府仍没予理睬,令王正廷甚是无奈。

    与此同时,依照“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作出的应急措施,则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国民政府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铁城出面,急《电》汪精卫等人,呼吁“‘宁、粤’休战”;谓“今日形势,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一切利害之上”,故望粤方“俯纳调停,共倡和平”。

    因为,“宁方”的“共倡和平”甚是冠冕堂皇、符合民意,“粤方”也就只得作出回应,即于当天就回《电》,同意“休战”以“共御外侮”。

    于是,“广东国民政府”将“粤、桂联军”撤回原防地,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则也撤回了援湘的军队,各回原防地;如此,“宁、粤”之间的军事对抗告停了。

    因此时,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人正在北平;故而,仨人致《电》汪精卫的同时,又专程赴“协和医院”晤见张学良;告以“中央政府已在作外交努力”,要张学良“力持镇静”。

    李石曾等人之言可算是中央政府的回复,张学良闻后似乎吃了定心丸;也就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所谓“外交努力”了;因此,张学良仍不下《令》“抵抗”。

    而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翼飞却建议张学良“率‘东北军’出关‘抗日’”,以免受国人责难;并表示“自己愿为前驱”,为“御外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血染长城、肝脑涂地’皆在所不惜”。

    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却已完全相信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定会见效;因此,决意“不作武力抵抗”,也就没允刘翼飞“率军出关”。

    刘翼飞未能如愿“抗日”,心中甚是郁闷、但却无奈。

    而时在关外的“东北军”,由于“少帅”曾有“不抵抗”之《令》,至今仍未收回成命;因此,谁也不敢违《令》而为。此时,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却都如没头苍蝇、乱哄哄的不知所措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无所顾忌地肆虐逞强,一座座城池被“日军”夺取、大片热土遭“日军”的铁骑践踏。

    且说,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闻《报》“九·一八事变”后,确也大吃了一惊。

    虽然,蒋介石早已觉到“日本有图谋‘东三省’之心”;也因此,他曾告诫张学良“要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蒋介石原以为“自己克制了,日本人再是寻衅、也闹腾不大”;况且,“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已渐平息,日本该没了寻衅滋事的借口;但谁知,日本竟然又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硬是引燃了战火、武力入侵东北了。看来,日本是贼心不泯、没达目的不肯罢休;对此,蒋介石倒是不敢掉以轻心了。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响起一片“立息内争,一致对外”的呼声;迫使蒋介石只得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因而,他心中暗骂:“倭寇害我!”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终于匆匆回到南京。

    蒋介石返宁后,立即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会商。

    他肯定了戴季陶等人先已作出的措施,特别是要张学良“力持镇静”;因为,“日军”虽是明目张胆地挑起了战争,但蒋介石仍不想与“日军”武力冲突,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其实,蒋介石也只想“通过外交途径、求助于‘国联’,以抑制日本的野心”。

    为此,蒋介石一面《指令》王正廷继续向“日本驻华公使”“抗议”与交涉,一面则《电令》时在日内瓦的“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之事实、向“国联”《报告》,希求国际社会能“主持公道”。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并要求“国联”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虽然,“国联”接受施肇基的“提请”后,即于第二天就召开“国联理事会”。

    然因,由英、法等国cao纵的“国联”不敢得罪时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国联理事会”虽是召开了,但只是争论不休、并无结果;连谴责性的《决议》也难形成,更不用说“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了。

    而就在施肇基“提请‘国联’裁决”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已又无所顾忌地侵占了长春与吉林。

    其实,日本根本没对“国联”有甚顾忌,倒是害怕“中国群情激愤的民意”、特别是一波接一波的“学潮”。

    所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虽是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抗议”置之不理,但却忧心“愤怒的中国‘民众’会伤害‘日侨’”;于是,他指使“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上村特意传话:“日本政府已下《令》保护在日‘华侨’,希望中国政府对在华‘日侨’亦尽力保护。”

    果然,蒋介石闻言后似乎被提醒了,忽也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导致对‘日侨’的报复”;特别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子,热血沸腾时什么“不理智”的事都会干;若真如此,或会在向“国际社会”诉求时显得“理屈”。

    为此,蒋介石决定“赶紧采取措施”。

    于是,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全市党员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言:“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说到底,就是要国民“任人宰割,连痛也不喊”,更别说“还手”了。

    而对于“日侨”较多的山东,更是特别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令》其“须严防民众对‘日侨’的报复暴举,以免使日本更有扩大事态的借口”。

    当然,蒋介石也知道,“国民”乃至国民党内的“同仁”对于这种“不抵抗”方针、定是难以接受;因而,他又作了一番解释:“此刻暂且逆来顺受,决非屈服;如若国际条约之信义无存、和平绝望,至忍无可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以四万万同胞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尊严;共赴国难,宁为玉碎。”

    蒋介石这番振振有词的解释确是起了作用,义愤的“国民”相信了他的话,皆克制自我、没对“日侨”有过激的举动;而天真的“学生”也对政府寄予了信任与希望,表示“完全拥护政府的立场,誓为政府之后盾”。

    而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民中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在向政府“请愿”时,也只是“敦促外交当局,向日本严正交涉”,且呼吁全国同胞“应本着同仇敌忾之精神,在政府指挥下,奋发图存”。

    蒋介石见此,原有的忧虑消了许多。

    而张学良为了“与蒋介石主政的中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再次忍痛含愤”了,仍没下《令》“抵抗”。

    只是,鉴于此时辽西的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义县、阜新、彰武、新民、盘山、辽中、台安、法库、康平等地尚未陷落;且受张学良托付“主政‘东三省’”的张作相为“家父”奔丧、此时尚在锦州,而辽宁省的军、政要人从沈阳逃离后、大多也已汇聚到了锦州。

    于是,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作出《决定》,干脆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与“辽宁省政府行署”等军政机构都移址、改设在了锦州;同时,仍《委任》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代理东北边防军参谋长”。

    而由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扣押了;虽然,因其深明大义的“母亲”虽死也不允“儿子”叛国,致使臧式毅至今尚未投日;因此,张学良保留了臧式毅的“辽宁省政府主席”之衔。

    不过,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因此,张学良《任命》“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

    如此,辽宁省的军政机构重新架起,锦州也遂成了辽宁省新的军政指挥中心。

    且说,蒋介石要国人“忍痛含愤、逆来顺受”之时,“东三省”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日军”非但占据了沈阳、长春、吉林,并进而夺取了“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短短几天时间,辽宁、吉林两省几乎全陷落了。

    至此,“国人”这才觉到正如中*共*的《抗日宣言》中所言:“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

    因此,“国人”又激愤难制了,并将辽宁、吉林两省的陷落归咎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外交上的无能。

    为此,南京、上海等地各高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又组织集会、游行“请愿”,一股更大规模的“学潮”又掀起了;“学生”提出了更强烈的诉求,敦促政府“与日断交”、“对日宣战”,并要求“惩办不力外交官”、“撤换王正廷”。

    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五千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能得到答复,转而去往“外交部”。

    然而,“外交部”的答复也仍只是“等待‘国联’解决”。

    “学生”见政府仍持“不抵抗主义”,感到了“被愚弄与欺骗”,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激怒的“学生”突破警卫的阻拦、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了一顿,这才算是出了闷气。

    王正廷被殴致伤,心中甚感委屈,遂辞去了“外交部长”之职。

    蒋介石见王正廷坚辞,也深感无奈;于是,《任命》施肇基接任“外交部长”。可是,施肇基时在日内瓦,遂由“外交部次长”李锦纶代理。

    但因,此时的“外交部”非但要与日交涉,更需要面对与应付“学潮”;而李锦纶却是生于美国纽约的归国“华侨”,中文欠佳、难与“国人”勾通;值此多事之秋,外交机构也就出现了人手不济的空档。

    为弥补外交机构上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在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的基础上,指定戴季陶、宋子文、于右任、邵元冲、丁惟汾、陈布雷等六人组成“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

    接着,“特种外交委员会”又下设了由陈布雷、罗文干负责的“宣传组”,由朱培德、陈绍宽负责的“治安组”,以加强对外宣传、应付紧急事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声称:“人民应受统一之指挥,政府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人民不必过问;此后如再见于国家有害者,政府职责所在,不容姑息。”

    而为平息“学潮”,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亲自接见了“上海大夏大学”等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

    然而,“学生”们这次不再相信他的话了;“学生代表”的质询、令蒋介石无言以对,甚是难堪、下不了台。

    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了,不愿且也不敢再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并指斥:“学生此等浮动散漫举动,徒表示我民族无能,此事乃是上海当局不顾大局之咎也。”

    于是,蒋介石致《电》“上海特别市长”张群,告以“上海学生不得再来南京”;同时,《命令》上海铁路局:“凡载有学生的列车,不准放行来京。”

    接着,九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又颁布《维持全国秩序令》,声称“当此国难方殷之际,政府当负其全责,保持威信。嗣后国内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挠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同日,还颁布了《保护日侨令》。

    如此,由蒋介石当家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在中国东北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非但不下《令》“抵抗”;且将义愤难抑的“学生”与“国民”视作了“挠乱秩序者”,欲以强腕扼制。

    “国民政府”这种“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姿态,自然遭到了“国人”的鄙夷与唾弃;从而,“国民政府”将自己置于了“欲‘奋起抗日’的民众”的对立面。

    然而,“学生”与“国人”并没有被唬住。

    此后,全国各地的“学潮”仍此起彼伏从不间断,且波及到社会各界;每天仍有来自各地的社会各界“请愿团”抵宁,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疲于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