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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吉鸿昌被迫出洋 红一军再破围剿

    【史要】蒋介石迫走吉鸿昌,邓演达被捕;“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

    “老营盘战斗”;“广东国民政府”起兵“讨蒋”……

    却说,蒋介石挫败了反叛的石友三,以为可以专心于“剿共”了;谁知,安插在吉鸿昌身边的“高参”冷欣忽又密报“吉鸿昌有异动”,不由得又令蒋介石诧愕了。

    原来,石友三“举事”后,宋哲元、庞炳勋等人观望不顾,倒是时在河南潢川、奉《命》“参与对‘鄂、豫、皖苏区’围剿的‘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打算“给予响应”。只是,石友三很快就败逃山东了,吉鸿昌这才引而不发。

    但是,奉《命》“监视”的冷欣已有所察觉,遂向蒋介石《报告》了。

    吉鸿昌是冯玉祥旧部,蒋介石仍委以“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之职加以重用,乃是看重吉鸿昌是个“将才”,欲用以“剿共”。而今,若是冷欣所《报》属实,吉鸿昌确有异心;非但无助于“剿共”,反而是“养虎为患”了。

    因此,蒋介石闻《报》后,确是吃惊不小;他不敢掉以轻心,遂决定“预加防范”。

    于是,蒋介石赶紧《命》刘崎“回师豫南”,以防吉鸿昌有变并给予“施压。

    同时,派时《任》“鄂豫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赴潢川劝说吉鸿昌;由政府“给资三万,要吉鸿昌‘出洋考察’”,其所部交由李鸣钟代领。

    李鸣钟受《命》后即赴豫南潢川,向吉鸿昌转达了蒋介石之意。

    吉鸿昌知道,这是蒋介石迫他“交出‘第二十二路军’的指挥权”。吉鸿昌当然不愿任人摆布,已存异心的他本想“干脆将队伍拉上大别山去,与蒋介石撕破脸算了”。

    但当考虑到,其“辖下的‘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必不肯‘背弃’蒋介石;而吉鸿昌自己的‘部将’、‘第三十师第四混成旅旅长’刘翼峰却已被冷欣收买了”;因此,吉鸿昌不免有孤掌难鸣之虞,也就只得放弃这一打算。

    而已离开军旅多时的李鸣钟想重cao旧业,也就假惺惺地劝慰:“你不必多虑,只管安心出洋考察;待你回来,我会将部队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你。”

    此时的吉鸿昌确也想不出能另有什么好的办法,听李鸣钟如此说,心想“也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且李鸣钟曾是吉鸿昌的上司,觉得不宜与他为难。

    于是,八月五日,吉鸿昌依从李鸣钟之言;离开潢川,在信阳上火车,经上海后、出洋“考察”去了。

    且说,蒋介石迫走吉鸿昌后,即《任命》李鸣钟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第三十师师长”则由原该师“第八十八旅旅长”彭振山升任。

    至此,蒋介石算是又去了一块心病,这才回过头来、欲再继续江西的“剿共”了。

    然而,江西的局势却仍不如蒋介石之意;虽是,各路军频频“报捷”,让蒋介石高兴了一阵。可是,投入“围剿”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几可将江西洗涤一遍;但不知怎的,却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决战;这令蒋介石心中甚是不乐,遂不时的斥骂部下“混蛋”。

    原来,“红一方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已撤离瑞金西向、往赣中南的兴国转移了;驻于雩都的“红三军”在银坑与主力“红军”会师后,也随同撤往兴国。

    此期间,“红军”主力隐匿于赣中南的崇山峻岭;任由“国民党军”如何寻找,就是不见踪影。

    而此时,在赣江西岸与敌周旋的“红七军”,见蒋介石将驻于赣南的“十九路军”北调了,在赣南也就有了进入“中央苏区”的通道;于是,“红七军”复又沿湘赣边境南下,绕道赣南的沙地、顺峰、永丰后终于进抵兴国,并与先期抵达的“红一方面军”汇合。

    “红七军”到达兴国后,即归于了“红一方面军”麾下,编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至此,各路“红军”汇聚一起、战力骤增了,遂决定“伺机反攻”。

    且此时,探得富田仅有“国民党军”的三个团驻守,易于攻取。而“国民党左翼集团军”主力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都已深入到广昌、石城、宁都等地了,其后方、富田以东一线兵力也就显得相对薄弱。

    鉴于此,毛*泽*东*与朱德商议,决定“以富田为突破口”;然后,针对敌“左翼集团军”后方薄弱之弊端,再如“第二次反围剿”时那样、来一次由西而东的横扫赣中。

    于是,“红一方面军”全军出动、由兴国北上、欲奔袭富田。

    但谁知,“红一方面军”的这次行动却被“国民党军”侦得。

    因为,富田背靠赣江;蒋介石判断,“红军”必是想袭取富田后、渡过赣江西蹿入湘。于是,《命令》陈铭枢的“右翼集团军”由北向南,何应钦的“左翼集团军”由东向西;两路齐进,欲将“红军”主力压缩在赣江东岸、加以歼灭。

    蒋介石下《令》后,陈铭枢与何应钦都不敢怠慢,“左、右两翼集团军”皆遵令而行。

    “右翼集团军”的“第二军团”由乐安南下后,孙连仲的“第二十五师”进至金竹,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则也挺进招携了。

    “第一军团”的“第六十师”与“第六十一师”即在赣江东岸摆开阵势,欲“力拒‘红军’西渡赣江”;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则直插至距兴国北面仅五十余里的崇贤,欲“对‘红军’实施包抄”。

    且此时,“第四军团”蒋鼎文的“第九师”由南丰一路西向、也斜插到了兴国北面与崇贤相距仅四十里的江背墟;如此,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恰似两只拦路虎、伏在兴国至富田的途中,欲“断‘红军’退路”。

    “第三路进击军”也不甘落后,由永丰南下经古县、白沙、沙溪后也直奔兴国;其中,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进驻城岗圩;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分驻于兴国的莲塘、良村,谭子钧的“第二旅”进驻莲塘,张銮诏的“第三旅”驻于良村。

    “左翼集团军”的“第三军团”已是南下,周浑元的“第五师”由新丰经洛口后、折向龙冈,毛炳文的“第八师”由洽村经苦竹后、则西向黄陂,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由南丰经头陂后、也西进至钓锋。

    而欲“南攻瑞金”的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行至固村后、方知“红军”主力已转移,遂折向返回宁都。

    时已进至宁都的“第二路进击军”则一马当先已西向而去,陈诚自率“第十四师”与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星夜兼程,先于“红军”赶到富田;然后,抢修工事、严阵以待,专候“红军”主力到来以决战。

    这么一来,进驻富田的“国民党军”骤增,“红军”欲“克富田”已没可能。

    如此,“红军”非但原定计划难以实现,且有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之险;毛*泽*东*发现情况如此突变,即调整策略、以变应变。

    此时,“红军”又探得“进驻兴国莲塘、良村等地的‘国民党右翼第三路进击军’是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

    因此,毛*泽*东*决定“以邓毅刚的‘红三十五军’与张际春的‘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伪装成‘红一方面军’主力佯渡赣江以迷惑敌人”,以期“将战力较强的‘国民党右翼集团军’的’第一军团’与已进至富田、崇贤了的‘国民党左翼集团军’的‘第一路进击军’引向万安、百嘉方向。

    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趁“国民党左、右两翼集团军”尚未合拢之时,速从韩德勤与蒋鼎文两部间隙、即崇贤与江背墟之间穿行而过,迅速向兴国的莲塘、良村转移,求歼已进驻在那里的“第三路进击军”;尔后,再东向进击龙冈、黄陂之敌,以求在运动中歼敌。

    果然,邓毅刚等依计而行后,“国民党军”的“第一军团”、“第一路进击军”都被佯渡赣江的“红三十五军”与“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吸引走了。

    于是,八月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夜黑从崇贤与江背墟之间穿过,进到兴国的莲塘;并于第二天清晨就对驻于莲塘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一举歼灭了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第二旅”,“旅长”谭子钧被击毙。

    只是,“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抢占安凤山制高点时,因左腿中弹、血流不止而阵亡。

    “莲塘之战”是“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自此局势开始改观,天秤的胜利一侧又倾向“红军”了。

    “莲塘战斗”打响时,上官云相急《命》驻于良村的“第四十七师第三旅旅长”张銮诏率部驰援,而将驻在城岗圩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调至良村驻防。

    但谁知,张銮诏率其“第三旅”行至莲塘与良村交界处的山谷隘口大坳时,却也遭到了“红军”的伏击;只激战半小时,“第三旅”也全军覆没了,张銮诏死于乱军之中。

    接着,“红军”乘胜再战、奔袭良村。

    八月七日午后一点,“良村战斗”打响。此时的良村守军早已闻风丧胆,纷纷丢盔弃甲夺路逃命。

    只交战两小时,“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又被全歼,“旅长”王育德被俘;上官云相与郝梦龄率残部突围、方捡得一命,而来不及突围的“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崴则被击毙。

    莲塘与良村两战、两捷后,“红军”的土气大振了,遂打算“再接再厉攻打由周浑元的‘第五师’进驻的龙冈”。

    周浑元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告急“求援”,何应钦遂《命》已进至金竹、招携了的“第二军团”的孙连仲、高树勋部“往援”。

    “红一方面军”得悉周浑元已讨得援兵,遂放弃攻打龙冈、而改为“奔袭八十里外的宁都黄陂”。

    于是,八月十一日,“红军”对驻于黄陂的毛炳文的“第八师”发起进攻。

    毛炳文部经历过前两次“围剿”,对于“红军”的善战深有感受,他见“红军”来攻、早已吓得魂不守舍;因此,“红军”又一举歼灭了毛炳文“第八师”的四个团。

    毛炳文自知不是“红军”对手,遂与“副师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陶峙岳一起慌忙逃回南丰。

    至此,“红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近万,可谓战果辉煌。

    只是,如此一来,“国民党军”这才察觉“红军”是在声东击西;佯攻赣江的并非“红军”主力,真正的“红军”主力却在黄陂;于是,各路“国民党军”又纷纷掉头东向,欲将“红军”主力包围在黄陂以俱歼。

    然而,“红军”攻克黄陂后,已料到敌军必会反扑,即于当晚就主动撤离黄陂,隐蔽到宁都的竹笮、葛坳、瑞林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休整去了。

    因此,待等各路“国民党军”络绎赶到黄陂、欲行合围俱歼时,“红军”却又早已杳如黄鹤、无影无踪了。

    且说,蒋介石在江西投入三十万大军、实施的“第三次围剿”又屡遭失利后,心中说不出的懊恼。不过,就在此时,忽而传来一个倒是能令他兴奋的消息;那就是,被他视为“眼中钉”的邓演达逮住了。

    原来,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决定“出席由‘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二十号秘密举办的‘干训班结业典礼’”。

    谁知,该会中有一名绰号“窑公子”的陈敬斋,为贪图赏银、而将这一情报出卖了;因而,当邓演达出席时,就不幸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即被解往南京。

    蒋介石想尽办法、软硬兼施,欲“将他软化拉拢”;并许以“副总司令”之位,诱使邓演达“放弃主张,解散组织”。

    然而,蒋介石的诱使,却遭到了邓演达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见邓演达软硬不吃,甚是无奈;而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共*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因在“莲塘战斗”、“良村战斗”的屡败而情势吃紧;蒋介石也无心在邓演达身上消磨太多时间,遂将他暂时关押在南京的三元巷撂下不顾。

    就在蒋介石为“逮住了邓演达”而兴奋之时,“广东国民政府”却忽又“举兵‘讨蒋’”了。

    原来,李宗仁回桂后,觉到了“不该与陈济棠反目”。

    因为,即使未能“联手‘反蒋’”;仅为“‘桂系’能在广西立足”计,也得与陈济棠搞好关系。虽然,陈济棠为人褊狭、且反复无常;但鉴于“粤、桂”毗邻、唇齿相依,欲求“‘两广’相安无事”,也权可如此。

    李宗仁如此反思后,也同样复又萌生了“要与陈济棠重归于好”之念。

    正在李宗仁反思之时,陈济棠却主动提出“要再次‘联手反蒋’”了。

    原来,汪精卫、李宗仁离粤后,陈济棠派人赴南京“要蒋介石承认他在广东的既得地位”。

    然而,蒋介石见“广东国民政府”出现内讧后,自己的危机已消除;也就又转而去实施对中*共*的再次“围剿”了,却没再把陈济棠放在眼里。

    且当时,蒋介石正欲重用陈铭枢为他去江西“剿共”,也就不想“承认陈济棠从陈铭枢手中夺取的权位”;否则,岂非是“打个哭、引个笑”?陈铭枢必会不高兴,而不利于“剿共”。然而,蒋介石也不想明言拒绝;因此,也就来了个“冷”处理,将陈济棠的要求置于一旁、没作答复。

    蒋介石如此态度,却令陈济棠等不及、耐不得了,才又提出“要与李宗仁等再次‘联手反蒋’”;而这次,陈济棠确是要动真格了。

    李宗仁见陈济棠回心转意了,也就没有计较他的过往,同意了与他“再联手”。

    而汪精卫闻知“‘粤、桂’又联手”了,遂也由港返粤。只是,这次汪精卫特别强调:“‘粤、桂’两军须消除畛域之见,联合行动,共赴‘湘、赣’作战,不可再作儿戏。”

    由于,这次是陈济棠主动提请的;因此,对于汪精卫所言、非但无异议,且还主动表示:“起兵‘讨蒋’后,‘桂军’所需饷粮,皆由粤府补给。”如此,李宗仁心悦了更无二话。

    于是,“粤、桂”重归于好,“联手‘反蒋’”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九月一日,汪精卫趁热打铁地在广州再次召集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张发奎等人会议,决定“立即起兵‘讨伐’蒋介石”。

    于是,九月六日,“粤、桂联军”起兵再举“北伐”了。

    而唐生智更是一马当先,以“湖南宣抚使”名义率部由韶关入湘南;十二日,就进抵郴州直逼衡阳。

    与此同时,原“粤军第六十三师师长”、时《任》“粤桂联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也率部进抵衡阳。

    衡阳守将是“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陶广,他一面奋力抵抗、一面告急“求援”。

    正在江西南昌坐镇、督战的蒋介石忽《闻》“‘粤、桂联军’真的起兵、并已进抵湘南衡阳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因此时,其在江西的“第三次围剿”又屡屡失利;“粤、桂联军”的起兵讨伐,无疑是雪上加霜、更令他手足无措了。

    为此,他只得下《令》“各路‘围剿军’收缩兵力、暂缓对中*共*‘红军’的‘围剿’”。同时,急调李韫珩的“第五十三师”、顾祝同的“第二师”、钱大钧的“第十四师”等部“速赴湘南驰援”。

    果然,李韫珩、顾祝同、钱大钧等部入湘驰援后,终于抵住了“粤、桂联军”的进攻,蒋介石才又舒了口气;从而,“宁、粤”双方的军队也在衡阳对峙了。

    且说,中*共*见蒋介石因“广东国民政府”发难而退缩了,倒是觉得“到了‘反击’”的时候,遂主动出击。

    九月七日,“红军”计划“‘围歼’驻在兴国高兴圩的‘国民党军’蒋鼎文‘第九师’”;但谁知,高兴圩已于前一天移防给“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了,蒋鼎文部已去往泰和。

    时值天降大雨,去往泰和的蒋鼎文部被山洪所阻、留滞在了老营盘村、黄土坳一带,恰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与萧克的“独立红五师”遭遇。

    于是,两军在老营盘激战,蒋鼎文的“第九师第九独立旅”被歼,损兵三千余。

    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闻讯前来驰援,这才掩护蒋鼎文一起溃往东固。

    然而,当蒋鼎文部刚过、逃往东固的必经之地方石岭隘口,“红一方面军”立即将方石岭隘口堵住了;于是,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被切断、分隔在了方石岭两边。

    于是,蒋鼎文部溃入方石岭一侧的张家背,韩德勤部则被阻截在了方石岭另一侧的白石村。

    接着,九月十五日,“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对方石岭两边的蒋鼎文部与韩德勤部同时发起猛攻。

    蒋鼎文自知不敌,为保命赶紧率残部逃往吉安,其“第九师”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辎重营”又被歼。而被阻截在白石村的韩德勤部遭遇更惨,其“第五十二师”全军覆没;韩德勤化装成“伙夫”后,趁夜雨漆黑才侥幸逃脱。

    “红军”在“老营盘战斗”中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方石岭战斗”中全歼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更是土气大振了;而“国民党军”却为之大撼,纷纷撤离“苏区”、唯恐不测。

    不过,“老营盘战斗”打响后不久,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却不肯示弱,与“红军”在高兴圩一带展开了一场激战。

    这一仗打得甚是惨烈,激战三天、难分胜负,双方各伤亡逾千人,连“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也阵亡了。最后,打成了平手、对峙不下。

    而黄公略的“红三军”取得“方石岭战斗”胜利后,即于九月十五日当天转赴东固;谁知,行至吉安东固六渡场时,突遭三架敌机的疯狂扫射,黄公略不幸身负重伤牺牲了,年仅三十三岁。

    黄公略牺牲后,则由“第九师师长”徐彦刚代理“红三军军长”。

    黄公略的牺牲是“红军”的一大损失,对于“国民党”倒是有利。不过,此时忽而传来“‘东三省’暴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蓄意挑起战争、大举进犯“东三省”了。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国人皆被震惊了,时在江西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将士均无心再战;因此,蒋介石也被迫暂停了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