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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革命军一次东征 孙中山北京宾天

    【史要】陈炯明救粤军;革命军第一次东征,蒋介石棉湖大捷;孙中山北京逝世……

    却说,北京城内吵吵闹闹地召开“善后会议”之际,南方的广州又闹事了。

    原来,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后;商团武装覆灭,广东总商会会长陈廉伯等人逃往香港后不敢再滋事了。

    然而,许多劫后余生的广东商人却不甘心。于是,一批绅商联络了其他各界的一些人士,成立了一个以“救粤”为号召,“广东自治”为目标的“广东各界救粤联合会”简称“救粤会”。

    然因,“救粤会”成立后,因缺少有声望的领军人物,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起了序曲却没有续音。

    后来,有人想到了陈炯明;于是,派代表去拜会已从香港返回隐居于海丰了的陈炯明,欲请他出山以主持公道,“拯救粤民”。

    而此时的陈炯明,自从被滇、桂军驱逐下野后,确是想退隐江湖不再问政了;虽然,他对商团事件也已有所耳闻,但却觉得无非是政、商之争,难辩是非;与己无涉,毋须过问。但谁知,这些商人却找上门来了;并要他重新出山行所谓的“主持公道”,这倒着实让陈炯明感到了有点为难。

    陈炯明本想推诿,但当商人们泪流满面地哭诉、绘声绘色地陈述了“西关惨案”后;陈炯明不由得被激怒了,忍不住起而拍案愤道:“涂炭百姓,泯灭人心,天地难容!”

    众人见陈炯明被激起了,遂又怂恿一番以固其志。

    此时,驻军于兴宁、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督办了的林虎,邀集十余名粤军将领,领衔联名《致电》陈炯明,促道:“虎等驰驱岭海,无补时艰;竞帅勋望崇隆,志存救国;英雄时势,相需正殷;今特请回复粤军总司令原职,虎等当竭诚敬崇拥戴。”

    陈炯明见此电函后,倍受感触而按捺不住了;遂不再推诿,愿为“拯救粤民”而出山了。

    此时,孙中山已启程北上;陈炯明觉得,正可趁孙中山不在广州之机,起兵救粤。

    于是,陈炯明在一直追随于他、曾任粤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马育航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海丰移节汕头,召集粤军旧部重整旗鼓。

    陈炯明抵达汕头后,时任汕头防务督办兼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将其迎至位于林家祠堂的粤军第二师师部。

    十二月二十六日,陈炯明在汕头发布《复职通电》;《通电》中严正申明:“民二以还,粤有亡省之痛。炯明不忍邦国沦胥,缔造粤军,戮力护法,并藉以复粤。不图德薄能鲜,未能保邦制治,迭生变故,诒祸桑梓,追忆前事,痛心无极。两年以来,粤益糜烂,每闻yin掠之酷,辄思覆□之悬,我老父忘其无状,仍迭以督师平难,环相责备,抬举之义,诚何敢辞?然以神狐已露其尾,鬼魅或遁其形,果启悔祸之心,原有解纽之道。姑复忍痛,冀其作忏。乃此半年斯民之水火益深,益觉悟之相期无望。闲畲苛暴,粤何以堪。炯明禀敬恭之谊,承责备之频,岂敢告劳,坐视颠沛。谨于本日复任粤军总司令职。集合全省军民,群策群力,协靖粤局,切盼我全粤父老兄弟,深维乱难,急起图孙,各尽所能,奠此邦族。炯明誓当整饬部曲,率循父老兄弟之公意,廓清凶秽,还我净土,务使广东确立自治之基,毋俾流氓再扰乐业之境。”

    接着,陈炯明将召集的粤军旧部组成了一支“救粤军”,自任救粤军总司令。然后,在汕头会议并部署,决定对广东政府采取军事行动。

    就这样,陈炯明将自己置于了广东政府的敌对面,这才真正叛逆了。

    “救粤军”成立后,陈炯明即派人去与云南的唐继尧联系;希望能与唐继尧联手,对广东政府实施东西夹击。

    然而,唐继尧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回音;所以,陈炯明也不敢贸然行动。因此,“救粤军”的“汕头会议”后却没了下文,似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倒是“救粤会”在东莞、宝安等地多次集会,号召“粤人自救”;并发放所谓的救粤公债,为陈炯明的“救粤军”募捐筹饷,着实热闹了一番。

    广东政府见陈炯明打出“救粤军”旗号发难了,不得不组织反击。

    于是,广东政府立即组成了以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许崇智的“建国粤军”为主的“东征联军”,由杨希闵任东征联军总司令。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广东政府发布《东征宣言》,先发制人地对陈炯明实施东征讨伐。

    二月一日,,“东征联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粤东进军。左路由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取道增城、河源后,直捣粤军的后方龙川、兴宁;中路由刘震寰的建国桂军取道博罗后,再直扑陈炯明的老家惠州;右路则以许崇智的建国粤军取道东浣、海丰、陆丰后,直取潮州、汕头。

    此时,黄埔军校刚组建了两个教导团;于是,校长蒋介石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教导团也来参战了,随同而至的还有多名苏联顾问。

    然而,杨希闵与刘震寰两人却瞧不起这支仅有三千人的队伍;觉得这些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学生兵怎会打仗?或许反而会被其拖累,也就不愿接纳。

    这使满怀激情的黄埔学生如被当头泼了一盘冷水,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数千学员联名签字写了一份《请战书》,呈送大本营。

    代大元帅胡汉民这才将黄埔军校教导团编入许崇智的东征右路军,蒋介石则兼任东征右路军参谋长,周恩来仍为政治部主任。而苏联顾问斯杰潘诺夫、施耐德则随同蒋介石,为其出谋划策;另几位苏联顾问别斯恰斯特诺夫等人随同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钦,瓦西利耶夫等人随同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

    蒋介石率教导团来参战,本来是怀了一腔热忱;却想不到遭遇如此冷眼,实在是窝了一肚子气。

    而血气方刚的黄埔学生,也如受了奇耻大辱而十分气愤;不过,这倒反而激发了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学员们誓要在这次东征中争气。

    果然,教导团随同东征右路军出征后;三千黄埔学生兵可谓是个个年轻有志,皆欲建功立业,人人奋勇当先。虽说,这些学生兵是初次临阵无实战经验;但是,凭着旺盛的士气、训练有素的战术;一到战场上,却都生龙活虎地成了无敌勇士。

    加之,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来,十分注重军校的政治工作和对学员的思想教育,绝不允许旧军阀的劣习带入军校影响学员;因此,黄埔学生兵有着其他旧军阀部队的官兵难以具备的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绝不扰民等良好的军纪风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而那些兼具国、共两党双重身份的教员或学员,如有黄埔三杰之称的蒋先云、陈赓等人,其良好的政治素养与愿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更是一般军人无法比拟的;从而,使黄埔军校教导团更是添彩增色了。

    所以,黄埔教导团参与东征后,因作战勇敢而受到了许崇智的肯定。

    同时,教导团与“建国粤军”配合甚是默契;从而,使东征右路军出征后就旗开得胜并一路告捷,相继攻取了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地。

    如此,黄埔学生兵非但没有成为累赘,很快就成了东征右路军中的一支生力军;这令久经沙场的许崇智甚感欣慰,蒋介石脸上也因此光鲜了许多而心中大悦。

    不久,东征右路军又顺利地进抵到了淡水。

    淡水位于东江地区,西接广九线,北距惠州仅有百里,南临大亚湾,东邻海、陆丰,故谓粤东之咽喉要地。

    淡水城建有高六米、全由青条石砌成、十分坚固的城墙,城墙外挖有数米宽的战壕,可谓是易守难攻。所以,当“东征右路军”进抵淡水时,驻守淡水的洪兆麟之部将救粤军第二师第七旅旅长翁辉腾有恃无恐。

    “东征右路军”抵达淡水后,即分兵对淡水城的北、西、南三门发起攻击。

    “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与其参谋长叶剑英率部攻打西门,“建国粤军”第四师第五旅旅长许济率部攻打北门,蒋介石与周恩来则率教导团攻打南门;然而,连攻两日,却终难克城。

    “东征右路军”在淡水受阻,令许崇智与蒋介石都急坏了。

    于是,蒋介石亲临火线督战;并组建了一支奋勇队,决定采取强攻;同时,发布《激励将士令》,其中有言:“为党为国,奋勇向前,可进不可退,克城在瞬间。”

    二月十三日夜,奋勇队对淡水发起了猛攻;时有黄埔三杰之称的共产党员蒋先云更是一马当先,带领奋勇队一阵猛攻后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守攻入城内。

    此时,张民达也乘着夜色攻破西门蜂拥入城了。

    坚守了两天的翁辉腾见西、南两门已破,只得弃城而逃;于是,淡水城落入“东征右路军”之手。

    驻于东江的叶举闻知淡水危急,赶紧派兵星夜驰援;但谁知,途中却遭到伏击;“救粤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回东江。

    而此时,杨希闵的“东征左路军”却被阻截在了增城而难以进取;刘震寰的“东征中路军”也在博罗受阻,惠州近在咫尺了却难以抵达。倒是“东征右路军”攻克淡水后,接着又攻取了平山。

    平山陷落后,海丰、陆丰就失去了屏障;因而,“东征左路军”又一路东进,轻取了海丰、陆丰。

    然后,“东征右路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许崇智率领,继续东进攻打潮州、汕头;另一路则由蒋介石率领,折向北上攻打五华、兴宁。

    许崇智率部进至普宁,方与洪兆麟的“救粤军”遭遇。

    洪兆麟虽有善战之名,却是个好色之徒;玩起女人来,可是什么都不顾了。甚至于,“东征军”已到了普宁城下;守城将士频频告急,他却还沉溺于桃花乡中置之不理。直到“东征军”攻克普宁,又取了潮阳,大军压向汕头了;洪兆麟这才如梦初醒,准备组织反击,却已是迟了。

    此时,洪兆麟手下虽还有近万人;但却早已被“东征军”的迅猛攻势吓坏了,均胆怯得未敢交锋;往日的貔貅之师,而今却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了。

    洪兆麟自知汕头已是难守,勉强抵挡一阵后,即在慌乱中逃离汕头,流窜到闽、粤边境去了。

    陈炯明想不到洪兆麟竟然因色误事到如此程度,感到十分寒心且是无奈;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所谓的“救粤”已是徒劳;于是,在汕头尚未被攻破前,也匆匆地走海路去往香港避险。

    于是,“东征军”攻克汕头;接着,又取得潮州。

    陈炯明逃到香港后,虽是平安无虞了;但回想自己心切切的起而救粤,到头来却如猴子捞月般的瞎忙了一阵毫无收获,甚是心灰意冷。

    是年十月,华侨社团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从此,陈炯明留居香港致力于该党,不再回粤。直至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陈炯明在香港病逝;翌年,归葬于惠州西湖。只是,陈炯明的旧部一旦举事,总会仍打出他的旗号以增强号召力,而史家则将其旧部所为均算在他的账上。此是后话,顺提而已。

    且说,许崇智东进袭取汕头之时,驻于兴宁的林虎却率部南下了。

    林虎拥有的兵力是当时“救粤军”中最强的,约二万余。他见“东征军”一路攻来连战连捷,“救粤军”未免太显窝囊了;因此,忍不住主动出击南下迎战,想煞一煞“东征军”的威风。

    林虎打算抄袭已袭向汕头的“东征军”的后路,以与汕头的洪兆麟配合,而对“东征军”实施两面夹击以制胜。

    于是,林虎从兴宁起兵,倾巢而出南下了。

    此时,蒋介石所率的黄埔教导团已进至揭西,恰与林虎的大军遭遇;于是,两军即在揭西的棉湖摆开阵势激战。

    黄埔教导团仅有三千人,面对的却是近十倍于己的强敌;兵力多寡如此悬殊,胜负应是可知。然而,面对强敌,教导团的官兵却表现出了异常的镇定与勇敢。

    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钦见敌强我弱,觉得不可硬拼;于是,想了个法子,令遍插旗帜作为疑兵迷惑敌军。果然,何应钦的这一招确是有效。

    因为,林虎不知晓自己面对的仅是些黄埔军校的学生兵;且其前锋在向棉湖西侧的和顺进攻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现在又见敌阵中遍布旗帜,也就误以为是遇到了哪支劲敌?因而,虽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却畏首畏尾地不敢轻进而减弱了攻势。

    如此一来,倒是让黄埔教导团守住了阵地而免遭失败。

    此时,已攻取汕头了的许崇智见蒋介石的黄埔教导团在揭西棉湖遭遇了林虎的强敌,苦战多日情势甚是危急,赶紧派其部将许济率第五旅驰援。

    于是,许济率部星夜兼程,经揭阳后直奔揭西;三月十三日,许济率部从棉湖北面向救粤军发起进攻。

    这一下,林虎大为惊愕了,唯恐后路被断,急忙从棉湖西侧和顺一带与教导团对峙的前沿主攻阵地上撤军回防。

    恰在此时,教导团炮兵连长陈诚打出的几发炮弹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救粤军”的指挥部内。

    虽然,林虎幸免于难,但其手下的一些参谋与将士却命丧黄泉了;顿时,指挥部内乱作一团,前方将士也无心再战。

    林虎见状,觉得情势已是对己不利,不得不下令撤军。林虎一声令下后,早无斗志了的“救粤军”将士即争先恐后地撤退了。

    此时,教导团见“救粤军”后撤退却而形势逆转了;于是,教导团发起反攻进行追击,许济则也率其“建国粤军”从侧翼掩杀。

    撤退中的“救粤军”,在教导团与“建国粤军”的夹击下,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就这样,仅有三千人的黄埔教导团在“建国粤军”的协力下,居然击溃了近十倍于己的救粤军,取得了“棉湖大捷”;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少胜多的奇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棉湖大捷”后,黄埔教导团顿时声名大振;从此,没人再敢小觑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兵了。

    蒋介石更是心中大悦,开始意识到了掌于自己手上、虽尚未能称其为军的这些学生兵队伍,能发挥的作用及所具备的难以估量的潜力;因此,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看作为其欲构筑权力圣坛的基石,而更视若至宝不愿舍弃了。

    “棉湖大捷”后,蒋介石又率教导团乘胜袭取了五华;然后,直扑林虎的大本营兴宁。

    此时,溃败至兴宁的“救粤军”不足万人且士气大挫难再经战;林虎见自己所部已成一支孤军,必难固守兴宁,遂又从兴宁撤离退入赣南去了。

    而此时,与杨希闵对峙于增城的叶举,见林虎与洪兆麟均已惨败,自己的抗衡徒劳无益;于是,放弃抵抗,也离粤逃往香港去了;后来,叶举北上赴津,不久病死于天津。

    而与刘震寰对峙于博罗的杨坤如,此时已放弃博罗退入惠州。只是,杨坤如不甘心失败,仍欲固守惠州。

    然而,杨坤如的参谋长兼“救粤军”第六军第一旅旅长骆凤翔,却已被廖仲恺策反;杨坤如觉到了大势已去惠州必失,这才被迫离开惠州逃往九龙。

    于是,骆凤翔开门献城出降,所部则被改编为中央直辖粤军第八师仍驻惠州,骆凤翔任该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

    至此,被“救粤军”盘踞的粤东各地全被收复,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就在第一次东征已接近尾声,捷报频传之时;北上的孙中山却因病重已从天津转到了北京,并被送入了协和医院。

    经诊断,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必须立即进行手术,这令随行北上的人员都焦虑万分不知所措了。

    一月二十五日,医生给孙中山进行了一次手术;术后情况尚可,众人悬着的心这才稍微的放下了一点。然而不久,段祺瑞不顾国人齐声反对,硬是召开了善后会议;令孙中山气恼万分,致使病情复发并更加重了。

    接着,传来粤军又在广州发难的消息,更令孙中山又气又急;这一消息对于已处于病危中的孙中山来说,更如一道催命符,将孙中山压垮后再难有起色了。

    三月一日,为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联合筹办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大学的三院礼堂内隆重开幕;但此时,孙中山已因病重而不能莅临指导。

    孙中山病重期间,在京政要、社会名流及友好皆前来探望问候。

    段祺瑞亦亲自至行馆问疾,但孙中山愤而拒见,段祺瑞只得怏怏而回。

    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日渐恶化;虽然,广东方面频频传来“东征军节节胜利,叛军屡屡败退”的消息,倒是让孙中山脸上又出现了久违的笑容。然而,那些令人快慰的消息,并没能帮助孙中山从病魔手中挣脱出来。

    其实,孙中山已经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已吩咐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起草了几份《遗嘱》。

    其中一份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因为,孙中山另外还有一份关于家事的《遗嘱》及致苏联的《遗书》;故而,这份《遗嘱》被视为是《政治遗嘱》。

    后来,汪精卫从中提炼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语,遂有了世人所熟知的十二字《遗嘱》。

    孙中山立《遗嘱》时,夫人宋庆龄早已哭成了泪人;为了不使夫人过于悲伤,孙中山暂时不在《遗嘱》上签字。

    但是,到了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趁着自己神志尚清,孙中山叫人设法将夫人支开,这才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完字后,脉搏已弱如游丝生命垂危了。

    这一晚,夫人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吴稚晖、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邹鲁、张静江、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守护于病榻前终夜不离。

    协和医院的许克利等医生尽力进行了抢救,但终难使孙中山起死回生。

    延至次日,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孙中山那颗为中华民族强国富民而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的坚强的心,停止跳动而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九岁。

    就这样,一位伟人去世、一颗巨星陨落了,山河喑声日月失辉,国人无不为之痛惜而悲恸。

    孙中山逝世后,段祺瑞即以临时执政府名义于当天布告周知,并下令云:“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

    接着,全国各政府机关及各国驻华公使团,均下半旗志哀。

    ****中央委员会发《唁电》的同时,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盛赞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也发来《唁电》,肯定孙中山为增进中苏友谊而做的努力。

    世界各地的华人团体,也都举行了悼唁活动。

    而临时执政府的内务部,则议决予以国葬,并发布《国葬令》;然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的委员经会议后,却决定拒绝临时执政府的《国葬令》,而以国民体制举行葬礼以示平等;同时,遵照孙中山的遗命,决定将南京的紫金山作为孙中山的安息地。只是,灵柩移往南京前,暂时置于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内。

    临时执政府这才收回成命,以示尊重。

    三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了盛大的公祭活动;有七十四万余人前来灵前致祭,各地送来的《挽联》近千副。

    其中,时为****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写了一副长达二百十二个字的《挽联》,堪称一绝;该《挽联》中有“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等语,竭力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与哀悼之情。

    已与孙中山反目了的陈炯明,也从香港发来一副《挽联》,云:“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虽然,世人对于陈炯明其人、其事颇多评点褒逊于贬;但是,此《挽联》倒是道出了两位曾为故交、后成仇敌之间,那些道不清、理却乱往事中的许多情怀,甚是耐人寻味值得一录。

    而此时,广东商团叛乱时没有返粤的建国豫军司令樊钟秀已孤军直入进到了河南;他闻知孙中山北上进京后不幸逝世,悲痛万分难以言表;遂特意制作了一只宽丈余高五尺、居中大书有“国父”两字的巨型花圈,其《唁电》与挽幛上也均称孙中山为“国父”;于是,就有了对孙中山的“国父”之始称。

    因为,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且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称其为“国父”当之无愧;故而,国人皆认可并赞同樊钟秀对于孙中山的这一尊称;尔后,国人争相沿用广为传颂。

    至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第一百四十三号决议》,明令全国“自一九四○年四月一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自此,孙中山的“国父”称号,以中央政府的《明文》正式确定下来;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尊称为“国母”了。此为后话,特加提及不再另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