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袁世凯一手遮天 国民党取缔出局
【史要】袁世凯一手遮天，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蔡锷、黎元洪进京，张勋南京交涉案…… 却说，袁世凯坐正了大总统的宝座后，也就无所顾忌了。 不过，此时的他还有一个心结，那就是懒在湖北不愿离开的黎元洪，以及雄踞西南一隅的云南都督蔡锷与广西都督陆荣廷。 黎元洪胆小如鼠，靠了时运合巧才有的今天，袁世凯倒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而陆荣廷能以利诱为己所用，也不怎么难对付。但是，蔡锷却是我行我素，不是袁世凯能随意摆布得了；而且，蔡锷生性桀骜不驯，非利诱所能屈；其手中握有重兵，素有“士官三杰”之称，勇谋兼备足能与北洋军抗衡；若是蔡锷闹起别扭来，那就够他受的；因此，这却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 却谁知，事有凑巧；正在袁世凯犯愁时，忽然接到蔡锷来《电》，言须“因病告假三月”。原来，蔡锷身有顽疾长期不适；时因滇军进藏事已叫停，遂打算趁机养病。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真是喜不可言了，心想真乃天意酬人；于是，立即回《电》“准予”；并进而表示十分关切，特地邀请蔡锷来京调养。 蔡锷为人耿直，欣然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为能赴京安心养病，蔡锷呈文辞职，推荐自己的心腹部将、时为贵州都督的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之职；这却正中袁世凯下怀，即予批准。 于是，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贵州都督则由同是蔡锷心腹部将、时为贵州巡按使戴戡接任。 十月九日，就在袁世凯就职大总统的前一天，蔡锷辞别云、贵父老后即启程赴京。 蔡锷到京后，袁世凯自然要给予盛情款待优礼有加，蔡锷倒也觉得甚是心悦；于是，就在北京安心养病了。 接着，袁世凯又先后给了蔡锷一连串的官衔以示慰抚；顿时，蔡锷身上增添了诸如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许多衔头；后来，设置参政院，又加了一个参政院参政的衔头；虽然，这些大多是闲职，但蔡锷本来就不重名位也就没作计较。 留京期间，蔡锷虽身兼数职，但却从不问政，只是潜心养病，这倒正是袁世凯乐见的。尔后，蔡锷干脆把一大家子都接来北京居住，这更是袁世凯求之不得，袁世凯的后顾之忧全无了。 于是，袁世凯更是对蔡锷倍加用心；常设盛宴邀聚，时有厚礼相送，可谓是十分殷勤百般迁就，欲以此令蔡锷陶醉于京城的繁华富庶与纸醉金迷之中而乐不思蜀。就这样，蔡锷在京城一住就是两年，虽极尽了享乐荣华，但却似若被困虎在槛了。 蔡锷离滇入京后，袁世凯没了后顾之忧，更欲恣意妄为了。 一直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订的《临时约法》，总是像紧箍咒似的约束着他的行为；现在，袁世凯想利用权威，对《临时约法》动一些手术，以给自己松一下缚。 于是，袁世凯派遣总统府秘书施愚去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咨文》；《咨文》中明确提出了“须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进行修改”，以让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并在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置权和制定法律权，国会只须承认即可。一句话，就是一切行政大权都得归于大总统，且无须受任何约束，议员们听了均感十分诧异。 而此时，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在制订一个《天坛宪法草案》。 《天坛宪法草案》是参照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后，在《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具体分为：立法权、质询权、弹劾权、不信任权、修正宪法权等十项。施愚带着八名国务委员前来国会提交《咨文》时，《天坛宪法草案》已经完稿并通过了二读。 议员们见袁世凯摆出yin威欲强行修改《临时约法》而将大权独揽，人人心中不服欲加抵制。 而此时，国民党籍议员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乃至国会中都仍占有多数；这些议员正为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惨败而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出，这次仗着国民党占有席位的多数，硬是要与袁世凯较劲了于是，非但没有屈从袁世凯修改《临时约法》；而且，三读通过了《天坛宪法草案》，并于十一月三日提交宪法会议通过准备公布实施。 这下更把袁世凯惹恼了，特别是《天坛宪法草案》非但保留了《临时约法》中许多限制大总统权力的内容，还增加了诸如弹劾权等特意针对大总统的条款。 袁世凯想不到这班议员们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想出如此的馊主意，让国会拥有能对至高无上的大总统实施所谓弹劾的权力；说穿了，这岂不是允许别人可以将他袁大总统轰下台吗？若是让如此有损自己的《天坛宪法草案》付诸实施，哪还了得！自己在大总统的宝座上还能坐几日？袁世凯越想越恼火了。 袁世凯与国民党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如今，国民党籍议员竟敢利用他们在国会中的人多势众，借着国会这块阵地从中作梗硬是要给他难堪，袁世凯岂能容忍而善罢甘休？于是，袁世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干脆将国民党从国会中扫地出门，免得碍手碍脚的继续滋事生非让他不爽。 此前，袁世凯曾支持梁启超与熊希龄等人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三党联合，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组建成了进步党，并成了议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因为，进步党主张国权，国民党主张民权，可谓是南辕北辙；因而，两党之间常有龃龉。于是，袁世凯决定利用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将这个差事交由时任国务总理、且又是进步党常务理事的熊希龄去办，以免自己直接出面而背骂名。 然而，当袁世凯向熊希龄交待“须对议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下手”时，熊希龄却感到了为难。因为，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虽然时有矛盾，但还不到非得你死我活的地步；且熊希龄知道，这是份吃力不讨好且会遭人骂的苦差。但此时，熊希龄因曾出任过热河都统，而正被怀疑参与了一宗热河行宫珍宝被盗案，处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所以，熊希龄不敢违拗袁世凯；唯恐惹恼了袁世凯，会使本来就已陷入泥沼中了的他更难脱身；因此，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极不情愿干的差事。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熊希龄遵照袁世凯的授意，藉口“在京师大学堂查获了李烈钧与国民党籍议员数十封往来密电”，诬陷“国民党籍议员参与了叛乱”；然后，断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籍议员驱逐出国会。 当天下午，大批军警查封了国民党在北京的本部；第二天，又派人包围国会，强行收缴了三百五十多名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剥夺了议员资格。 但是，袁世凯觉得这还不够，又授意将与国民党有涉的议员一并处置了；于是，又将八十多名虽已退党、但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议员，及怀揣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多个党证的跨党籍议员，也都被收缴证件后剥夺了议员资格。 就这样，凡是国民党员、或与国民党沾上边的共四百三十八名国会议员一下子全被驱逐了。 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于是，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殘存的国民党，再遭受如此打击后更是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了。 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后，这才记起了黎元洪。虽然，袁世凯了解黎元洪，不会给他制造什么麻烦；但总是觉得，也该让他挪窝离开湖北了。 于是，袁世凯派段祺瑞赴鄂，以“袁大总统邀黎副总统赴京磋商要政”为由，逼迫黎元洪离开湖北。 黎元洪还欲推托，段祺瑞却不由他分说，当晚就将他送上了火车。至此，黎元洪知道自己难以与已是一手遮天横行天下了的袁世凯耍心眼了，且也不敢再违悖；因此，连家人也来不及辞别就胆战心惊地赴京了。 黎元洪被逐出了湖北后，湖北都督之职即由段祺瑞代理兼署。 黎元洪到京后，袁世凯倒是也很给他面子；袁世凯特地派了长子袁克定代表自己到站迎接，政府各部的官员也都同往迎候，倒是让黎元洪品尝了一番作为民国副总统的滋味。只是，盛情款待以后，袁世凯却将他安置在了曾经囚禁过光绪皇帝的瀛台；黎元洪这才觉到了自己已落入袁世凯的掌中。 黎元洪虽然心中不爽，但能保住身家性命已算幸运，别的也就不可太过计较；于是，黎元洪也就逆来顺受诚惶诚恐地在瀛台居留了。接着，袁世凯将其眷属也接入了京城，更是迫使黎元洪只得依附于袁世凯了；从而，黎元洪成了任由袁世凯摆布的一颗棋子。后来，袁世凯为了更能控制他，居然与黎元洪成了儿女亲家，黎元洪悬着的心也才放下了。此是后话，顺提。 且说，国民党籍议员被驱逐后，国会近乎瘫痪了。因为，被驱逐的议员人数超过了国会议员总数的一半；如此一来，尚存的国会议员就不足法定人数，许多议程也就无法进行。 五天后，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新任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不得不联合《声明》，宣布“国会无限期休会”，国会已是名存实亡。 于是，一个月后的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凯又以“既然国会丧失功能，就没有必要存在”为由，干脆将国会也解散了；没过多久，各省议会也相继解散。 就这样，好不容易创建的共和政体，不到两年时间就被袁世凯从根本上解体。从此，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独揽于袁世凯一人之手，中华民国政府已是有名无实成了任凭袁世凯摆布的工具；袁世凯无拘无束为所欲为了，偌大的一个中国就成了袁氏的天下。 正在袁世凯因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而得意时，谁知忽然冒出了几件令他头疼的事。 原来，张勋出任江苏都督后，立即在南京城中折腾开了。 张勋对满清皇朝死忠，虽然满清皇朝早已崩溃，历史的车轮也已驶进了民国时代；但是，张勋认为自己仍是满清旧臣；所以，当他坐上江苏都督的位子后，硬是要把整个南京城倒退到满清时代去。 张勋自己一直来没有剪掉过象征满清臣民的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此时他更是要求南京的百姓重新畜长辫；一时间，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潮。同时，张勋还命人将都督府的梁、柱全部改漆成大清朝惯用的朱红色；凡行事办差，都得恢复大清朝的礼仪，且不许道“前清”两字；连都督府门前已经高挂多时、代表民国的五色旗，也被张勋换成了象征满清的黄龙旗。 张勋如此折腾，国人怨声载道，但他全然不顾；若有不服，张勋的辫子兵即以刀枪施压。然而，辫子兵的鲁莽却导致了张勋的倒霉。 原来，南京城内有各国的侨民，张勋的复辟举动当然影响不了他们。而那些肤色与行为都与中国人相近的日侨，却因不留辫子而常被张勋的辫子兵误认为是抗命不遵的本地践民，时常因此而闹矛盾甚至于械斗；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宗辫子兵误伤三名日本人的事件。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军人更是扬言要出兵报复。 这下可把袁世凯吓了一大跳，赶紧指令张勋“不吝代价，尽速善后”。 张勋也已吓得不知所措了，赶紧遵照办理并亲自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进行道歉，才把事情平息了。 日本人虽然饶过了张勋，但英、美等国却对张勋的行为甚是反感，一而再地要求北京政府将其撤换。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袁世凯只得将张勋调往徐州，改任长江巡阅使，并给了他五十万元以作安慰。 张勋离宁后，袁世凯则让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而冯国璋的直隶都督之位则让给了复出后的赵秉钧。至此，一场因张勋引发的所谓南京交涉案终于宁息。 张勋的南京交涉案刚过去，已经沉寂了的宋教仁案却浮上来又让袁世凯烦心了。本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宋教仁案也随之被压制，没人再敢提起。谁知，宋教仁案的主要涉案人应夔丞忽然冒出来，将这件已逐渐被淡忘了的旧案重提。 原来，就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国民党开仗时，关在上海大牢中的应夔丞却被他那帮弟兄们趁时局混乱劫持出狱了。 应夔丞出狱后，先是逃到青岛躲藏起来以待风声。 不久，国民党落败，天下全归了袁世凯；现在，袁世凯已把大位坐正了，且赵秉钧复出当了直隶都督，应夔丞以为自己的出头之日也该到了；既然是袁世凯的天下，谁还能奈何于他，应夔丞这才敢公开露面。 应夔丞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记得洪述祖曾有言“事成之后，赏金授勋位”。心想，是呀，自己谋刺宋教仁成功，这才成就了袁世凯的一统天下；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自己也该算是有功之臣。应夔丞想到此，不由得飘飘然了；且又觉得，自己因此进了大牢，差点丧命；而今虽是时来运转，算是自己命大；但自己已因此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惊吓；袁世凯即使没予褒奖，也该补偿一下了吧？ 于是，应夔丞不知天高地厚地竟然跑到北京，去向袁世凯索要酬劳了。 可是，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已是唯我独尊能一手遮天了，但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将宋教仁案往自己身上扯。而应夔丞的出现并公然向他索酬，岂不是在向世人揭示宋教仁案与他袁世凯有关？这比打他耳光还难堪，袁世凯怎能容得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因此，应夔丞非但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勋酬；反而在一次乘坐火车时，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刺死，倒也算是给宋教仁偿命了。 袁世凯除掉了应夔丞的这个累赘后，稍感轻松了些；然而，自从应夔丞出现后，袁世凯总感到宋教仁案犹如一个魔影始终缠扰他，令他寝食不安且挥之不去。 袁世凯似乎觉得只要那些涉案人员还存在，宋教仁案仍会在某一日大白于天下，迟早会给他带来麻烦。虽然，现在已没人能奈何他了；但是，袁世凯不想在自己大业辉煌之时给人留下把柄而遭受谴责；因此，袁世凯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声誉。 于是，应夔丞被杀后仅八天，已复出改任直隶都督了的赵秉钧在天津的督署内忽然也被毒毙了。 临死，赵秉钧方才觉到了自己原来也不过是袁世凯登极途上的一个牺牲。但是，赵秉钧怕连累家人，至死不敢声张，更不敢对袁世凯有半句怨言，默默地一个人带着洗不清的罪孽去见先帝了。 而洪述祖毕竟是袁世凯的舅子，倒是逍遥法外了几年；直到袁世凯死后的一九一七年，失去靠山了的洪述祖东躲西藏地跑到上海，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等人无意中认出，遂被扭送至法院。结果，洪述祖在国人的一片怒骂与谴责声中被送上绞刑架，品尝了民国以来第一个受绞刑的滋味。 至此，真相大白，元凶伏法，国人泄愤，悬而未决的宋教仁案终于有了结果。此是后话，顺提。 且说，熊希龄虽然帮助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很不情愿地做了一会帮凶，心中却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熊希龄不免想到，袁世凯今天能对国民党下此狠手，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对进步党采取同样的手段？自己与梁启超等人组建进步党，原希望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并能通过宪政的和平手段帮助袁世凯建立开明专制，进而引导他走上资产阶级宪政的道路，从而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现在看来，他们想做的与袁世凯想要的完全是两条道上的辙，自己的初衷很难实现了，不免忧心忡忡。 果然，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后，很快就觉得已不再需要进步党了。虽然，进步党主张的国权主义迎合袁世凯的专制需要；但是，进步党的“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等宗旨却是袁世凯不愿接受的。再说，熊希龄与梁启超竟然也发表了一份所谓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也欲如同国民党一样约束他大总统的权力。而熊希龄本人也越来越不听话了，且常与袁世凯意见不投；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时，熊希龄唯恐北洋军sao扰他的湖南乡里，竟然竭力反对袁世凯派兵入湘。因此，熊希龄在袁世凯的眼中已近乎于成了一个累赘，也就决定将其摒弃了。 此时，热河行宫珍宝被盗案正闹得纷纷扬扬；传言，热河行宫失窃珍宝多达万余件，损失之巨令人瞠目；报上还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此案的轶事逸闻，虚虚实实难辩真假；其中，有的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熊希龄，并一片声讨要他下台。 熊希龄受不了这强大的舆论压力，遂向袁世凯递交《辞呈》，这正中袁世凯下怀；于是，袁世凯接受熊希龄的《辞呈》，让外交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熊希龄曾怀着一片热忱欲通过他的人才内阁干一番事业，到头来却是一事无成而被迫悄然无声地离去了；不过，与赵秉钧相比，熊希龄能全身而退还算是幸运的。 熊希龄走后，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等三人也随同去职，所谓的人才内阁也就散伙了。 排除了一切障碍后，袁世凯放胆地修改《临时约法》了。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一部经修改后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袁世凯的一手cao纵下出台。 新《约法》否定了三权分立原则，把制宪大权集中于大总统；大总统有权召集并解散国会，并设置了所谓的参政院以代替国会行使职权，且规定其职能仅为“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而已。 新《约法》还明确了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制订颁布法律、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力；并设置国务卿一人，以替代内阁襄理行政。 如此，早已是徒有空架子了的内阁也就自然消亡；孙宝琦的内阁总理也如几届前任一样短命得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卸任了。 新《约法》颁布后，袁世凯即又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因“卿”之称谓源于旧皇朝的官制，徐世昌倒是乐于接受了。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在总统府内设置了政事堂作为最高行政机构。 而因，国会此时已不存在，即使新《约法》颁布实施后，国会也没有恢复；所以，袁世凯施舍给国会仅有的一点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自此，民国的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华夏民族完全置于袁世凯一人的统治之下，距恢复帝制仅有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