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激民愤天津教案 因媚洋国藩毁誉
【史要】天津教案、扬州教案，曾国藩经手处置，因媚洋而毁誉…… 却说，自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后，西方各国不但能在通商口岸自由贸易，而且还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一时间，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中都纷纷建起了洋教堂，传播西方的天主教与耶稣教。 因中国数千年来信奉的是佛、道、儒三教，与西方的洋教如若泾、渭，水火难容；所以，民间常有矛盾与摩擦发生。且这些洋人常借传教之名随意圈地建房飞扬跋扈地强占豪夺，使当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激起民愤；因中国的民众虽然手无寸铁，但却不像大清皇朝那样惧怕洋人，心中愤懑也就要奋起反抗，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来。而一些地方官吏和士坤，也因本来就对西方各国侵犯中国主权、肆意劫掠财富而窝着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所以，对于民众的过激行为则视若不见放任不管。 因此，各地民众与洋人之间的矛盾也就越闹越激烈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有些外国传教士为了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敌视，同时也为吸引华人入教以扩大洋教在中国的影响；所以，在建造教堂的同时，也往往附设有育婴堂；办一些诸如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之类的慈善事业。 这本来应该是件好事，但因为西方各国政府在中国积恶过多，且如此的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不被中国百姓所认知；所以，中国的老百姓非但未能相信并认可，甚至怀疑其动机不良或暗中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就使这一行为令人觉得扑朔迷离、善恶难辨；甚至使那些确有善良之心的传教士所怀的良好初衷也难被中国民众理解与接受，反而成了民众与洋人之间矛盾激发的导火索。 当时，正在天津传教的法国神父谢福音，也在天津三岔河口北岸崇禧观的旧址上，建了一座名为圣母得胜堂的天主教堂，俗称望海楼天主堂，并在其中也办了个育婴堂，以收养被抛弃的婴儿。 同治九年五月，这座育婴堂中的三十多名婴儿患病死了；主管育婴的修女们没当会事，草草地将死婴埋葬了事。然而谁知，掩埋了的死婴却因被野狗刨出啃吃后，暴尸在了天主堂后面的坟地上，其状惨不忍睹骇人听闻。 于是，民间即散布了一种谣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将育婴堂中的婴儿掏心挖眼地给害死了。” 谣言不胫而走，天津的民众顿时被激怒；人人皆思：“虽然是一些弃婴，但总归是华人同胞；洋人如此残忍的虐杀，身为国人岂能容忍？！” 不久，谣传更是添油加醋地变成了“洋人以育婴堂为晃子，实质是绑架杀死孩童后，取其脏器作为药材之用”。 如此，民众的义愤更加强烈了。 合巧，此时有一名专事拐卖孩童为生计的民女武兰珍被官府缉获。武兰珍自知罪孽深，已入罗网必遭严惩；凭着她的经验，知道官府最怕洋人；所以，自作聪明地想借洋人的名义来骇住官府，以便让自己脱罪。 于是，武兰珍在庭审时信口开河地胡扯说：“我是受望海楼天主堂中的教徒王三支使的。” 此事传出，早已按捺不住了的民愤更是火上加油了；连一些士绅也激愤了，要求官府严加查办。 天津知县刘杰听武兰珍所言，与洋人办的望海楼天主堂有涉，倒也不敢贸然处置了。 于是，亲自带上人犯武兰珍，前往望海楼天主堂对质。 结果，刘杰发觉武兰珍尽是胡扯；望海楼天主堂内根本没有王三其人，且武兰珍所供述的其他情事也皆是子虚乌有。本来，此事已经澄清，该可以了结；谢福音神父也已与官府协商好了有关育婴堂死婴的善后处理办法；于是，刘杰带上人犯武兰珍回衙门去了。 只是，自发随同而至的数千民众此时还怒气未消不愿散去，仍把望海楼天主堂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则与正在教堂中的教徒发生口角，甚至拳脚相加发生冲突。 神父谢福音见群愤激动一时难以平息恐有不测，只好求助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丰大业则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深感为难没有依从，只是派了两名手下前去劝说。 丰大业见到崇厚敷衍了事怒不可遏，带了秘书西门赶到崇厚府上责问；并殴打崇厚的手下人以发泄，还鸣枪示威恫吓。 崇厚没敢还手只得任其放肆，丰大业发泄一通后才怒气冲冲地离开；然后，去往望海楼天主堂，亲自前去弹压。 路上，丰大业与知县刘杰不期而遇；刘杰见丰大业一脸怒容，恐其前往望海楼天主堂后引出更大的麻烦；于是，挡住了丰大业的去路欲劝其莫往。 然而，丰大业平时飞扬跋扈惯了，容不得有人挡道；于是，竟然蛮不讲理地拔枪就打。 刘杰赶紧躲避才幸免于一死，但身边的一名衙役因不曾提防，稀里糊涂地中弹而亡了。 丰大业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无端杀人，这一下可把正跟随于刘杰身边的民众激怒了；激愤的民众一拥而上，当场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 此时，望海楼天主堂周围正准备散去的人群，忽然得到“洋人又枪杀华人了”的消息，正趋向渐渐平息中的民愤一下子又被激起了。 愤怒的民众重新将教堂围困起来，一锅恼儿地将愤怒与仇恨撒向眼前这座教堂中的洋人。 此时，民众已是怒不可遏，谁也阻止不了他们；有的用砖、石抛砸教堂的窗户，有的干脆冲入教堂；一场sao乱已是不可避免，望海楼天主堂在劫难逃了。 接着，愤怒的民众又转向法国领事馆和法租界；很快的，又波及到了整个天津城；连其他西方国家的教堂、侨民及中、外的天主教信徒也被殃及，很快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事件虽然仅持续了三个小时，却已有二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二名神父、十名修女、二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及三十名中国的天主教信徒被杀；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被焚毁；影响之大，始料不及。 天津教案暴发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即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法国方面则更是提出了“须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天津知府张文藻、天津知县刘杰等三人，为丰大业与西门抵命”的要求。同时，调遣舰队北上又欲以武力威胁。 于是，朝庭内主战、主和之声乱哄哄的争执不休难以决断。 主战的一派，是因为法国提出的“须处死中国官吏”的要求难以接受，皆认为“大清朝的官员受命于皇上，其生死荣辱岂能任由洋人摆布？何况，此事件实因洋人蛮横在先，枉杀无辜才激起的民愤，应是咎由自取。所以，断不能再示弱；不若顺从民意不惜一战，或许能洗刷多年蒙受的国耻。”所以，摩拳擦掌地欲与洋人开仗。 不久，英、法联军的舰队已集结于天津的外洋，战火随时有再次引燃的可能。 情势万分危急，这可急坏了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对于英、法联军威迫京城，自己随着咸丰皇帝逃亡承德的往事还历历在目余悸未尽，当然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情急之下，赶紧下《旨》，命令曾经审理过扬州教案的曾国藩速赴天津署理教案。 曾国藩接《旨》后不敢怠慢，即刻启程；一则是因为，曾国藩知道，此类涉外案件情势急切容不得迟缓，若是拖延或处置不当都会引发更大的事端；二则，曾国藩此时身为直隶总督，即使没有皇命也是职责所系在所难辞。所以，曾国藩不敢迟延，星夜兼程赶往天津。 二年前，曾国藩处理过扬州教案，希望能有所借鉴后妥善处理；因为，天津教案与发生在同治七年的扬州教案大同小异似若同出一辙。 关于扬州教案，那还是同治七年的事，曾国藩记忆犹新。 当年，也是因为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金缄三，在扬州三义阁开办的育婴堂中死了婴儿；扬州民众听信谣传后群情激愤，不分青红皂白地却将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建在皮市街的基督教堂包围并放火焚烧了，迫使教堂内的传教士及其眷属跳楼逃生；结果，戴德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玛莉亚及其秘书白安美等人，坠楼后多处骨折受伤；从而，引发了扬州教案。 扬州教案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立即《照会》清皇朝的总理衙门，进行抗议并对清政府施压。而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则率领瑞那尔多号军舰沿长江而上威逼南京，并致函尚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提出了包括“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等在内的六点要求。 此时，曾国藩正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而尚未赴任；曾国藩为了平息事端，与继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商议后，决定接受麦华陀提出的全部要求。 结果，做出了“罢免扬州地方官吏”、“修复被毁的房屋”、“赔偿受损传教士白银二千两”等一系列措施后方才了结。 虽然，曾国藩的如此处置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扬州教案终于让他平息下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的扩大与恶化；因此，朝中也有同僚觉得处置得当。 所以，对于扬州教案处置的评介褒贬不一，曾国藩也不当会事未曾放在心上。此后，曾国藩就北上赴任了，人们也渐渐的将此事淡忘。 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原以为从此可以清静了；然而，想不到才过了短短的两年，就又遇到了这么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且，这次的天津教案中不但死了人，而且死的还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人；可想而知这次事件的性质也就显得十分严重了，绝非扬州教案所能比拟的。如此一个烫手的山芋，着实让曾国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棘手；但最是棘手，他也不得不接。就这样，曾国藩在胸无定见与忐忑不安中到了天津。 而天津的一班地方官吏与士绅闻知曾国藩前来，倒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为，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湘军统帅、地方实力派的魁首，为剿灭发匪挽救清皇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勋，可谓是大清朝的顶梁柱；且又热衷于洋务，为富国强兵倾注了多少心血。而其于咸丰四年发表的《讨粤匪檄》中，曾对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痛加批驳，则认为曾国藩也必是反洋教的。所以，这次“教案”中定能为国人撑腰、为同僚执言；给洋人以眼色，从而为大清朝雪耻扬威。何况，这次教案实因洋人持枪杀人在先才激起的民愤；理在华人，曾国藩也该与国人同仇敌忾。然而，人们的这一愿望却很快落空了。 曾国藩一到天津，立即发布了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告示》中对天津市民的行为严加指责，并警告勿再妄为滋事。接着，又上《奏》道：“愚民无知，胡滋祸端，曲在津民；属吏渎职，推波助澜，几开边衅。此刁风不可长，应予严究；杀人当偿命，天经地义。视目前态势，仍乃外强中弱，故不可妄言交兵；惟有委曲求全，方能抚夷心，重归和局。” 两宫太后最怕的就是与洋人交战，也就准《奏》，并要曾国藩从速平息。 于是，曾国藩一面派遣崇厚到法国领事馆道歉，答应严惩肇事者，并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一面暗中教天津提督陈国瑞藉口有病赶紧溜出天津回扬州藏匿，而将张文藻和刘杰二人革职并发配至黑龙江充军，同时被发配充军的另有二十五人。 接着，曾国藩又派人四出搜捕了八十多名所谓的肇事者，欲将这些人定谳问罪。但对到案的八十人审讯后，只有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八人承认犯案；曾国藩觉得，此事件中洋人共有二十人丧命；若仅让此八人伏法，洋人肯定不愿罢休；中国历有“一命抵一命”之说，何况是洋人了，如此怎能了结？于是，曾国藩采用严刑拷打之法硬是又让几个人认罪了，但还是没能凑足二十的数。曾国藩真是感到了为难，最后绞尽脑汁终于有了法子；他命人去死囚牢中提了几个犯人，瞒天过海地诳称就是案犯，这才湊足了二十的数，算是合了一命抵一命之理。 曾国藩决定如此处置后此事就可以了结，洋人倒是勉强愿意接受了。 然而，曾国藩为凑足二十之数，采用屈打成招之术让无辜的百姓替洋人抵命，如此的媚洋姿态顿时招致非议激起共愤；曾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顿时成了被国人唾弃的汉jian、卖国贼，舆论哗然举国痛斥而皆欲杀之。甚至于连原来引以为荣的湖南同乡，此时也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在京、津的湖南同乡会馆则把悬于会馆中用以赞誉他的匾额也摘除砸毁了，并剔除了他的名籍，以为他使乡人蒙耻而不配为湖南人。 曾国藩处心积虑的如此作为，其初衷无非是为了平息事端；却不曾料到会招致如此多的非议，而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更让他刻骨痛心的是，他谨慎一世而树立的声望，却因为这宗天津教案而毁于了一旦。曾国藩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身心疲惫不堪了；对天津教案的处置也被迫搁置，进退两难。 此时，忽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趁机《奏》请“辞去直隶总督之职，回原任以就”。 两宫太后见曾国藩处置天津教案已成僵局，也就准《奏》，而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续办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管天津教案后，也感到了十分棘手；却也觉得只有委曲求全方能避免事态扩大，也就仍然按照曾国藩所定的调子续办下去。只是，为了安抚民心，李鸿章设法让俄国驻华公使同意将死于教案中的四名俄国人，认定为误伤致死，只要求经济赔偿而无须偿命；于是，将原来准备抵命的二十名人犯减至为了十六名。如此，这才使激愤的民情稍微平息了一些。 结果，李鸿章终于以处死十六人了结此事。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受朝庭赏封为武英殿大学士，深受两宫太后的器重了。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接管了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接着，李鸿章又创办了一家从事客运和漕运业务的轮船招商局，开始将目光从军工转向了军工兼民用。 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国内的天津、广州、烟台、汉口、福州、香港等地，以及日本的横滨与神户、菲律宾的吕宋、新加坡等处都设立有分局，规模颇巨。为良好经营，李鸿章委派了上海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从而，开创了“官督商办”的先例，为中国民用企业的兴起开了先河。 而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后，虽然从天津教案中脱身，但因此而招致的臭名却像梦魇般地一直缠绕在他的心上挥之不去；不到两年，即因忧郁惆怅而致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在南京病逝，终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虽然被谥为“文正”，但后世对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