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mdash;mdash;飘扬的三色旗（4）

    有两幅著名的法国画作，画的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马拉被刺。马拉是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柯黛刺杀在了浴缸里。一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大卫在1794年所作，那个时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这幅画中，主人公大卫被画在了画的中间，悲惨的死去，在一个几乎于全黑的背景之下，马拉的身体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的胸口流淌着鲜血，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大卫在这幅画里，有意识地把马拉化成了受难的基督耶稣。而在六、七十年以后，另一位画家波德里画了一幅名叫《刺杀马拉之后的柯黛》的画，在这幅画中，马拉也是躺在浴缸里，但是被放在了画的一角，而这个刺客柯黛成了一个被突出的人物。同样的主题，不同的画法，表现了画家对这件事情一点点自己的考虑。

    作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拉为什么会被刺？马拉曾经是一个很凶悍的人，他在1790年这样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并且严厉抨击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马拉，我们可以大概想一下雅各宾派上台之后到底干了点什么事情。

    雅各宾派上台之后干的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杀”，两个字，“杀杀”，三个字“杀杀杀”，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一切可能的反抗，马拉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在1793年9月17日，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象征恐怖政策的代表性的法令——《嫌疑犯法令》。这个严峻的法令宣布：凡属于以下六种情况的人均被视为嫌疑犯，一律予以逮捕。即：

    （一）其言论、行动表明是拥护联邦主义而敌视自由的人。你只要是拥护某种主义就抓起来，再被抓的时候当然可以掏出《人权宣言》怒斥逮捕人员，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二）未按规定履行公民义务者。

    （三）未领到爱国证书者。爱国还需要证书，好玩吧。爱国大学没毕业，抓起来。

    （四）被撤职或停职的官员。抓起来。

    （五）前贵族及其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子女以及逃亡贵族指定的国内代理人等，未能表现出对革命的热爱者。我爱革命，我热爱支持革命！不行，你必须表现出来，如果国家认为你没有表现出来，抓起来。

    （六）潜回国的逃亡者。

    在这样的法令下，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都被当成确实的敌对势力，先抓起来再说。可是抓起来之后怎么处理呢？绝大多数都是从rou体上消灭。九月屠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雅各宾派开始抡圆了杀，法国发明的断头机使法国率先在世界上实现了杀人机械化、流水线作业。一帮要被处决的囚徒排成队，一个一个送上去，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路切将过来。仅在巴黎，只以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为准，不计算未经审判而杀死的人（也统计不出来），从1793年4月15日至10月1日共有六十六人，平均每星期上断头台的为三个人。10月2日至1794年6月9号，共处死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星期三十二人；6月10至7月27号罗伯斯庇尔被推翻的时候，近一个半月时间，竟处死了一千三百七十六人，平均每星期达到了一百九十六人，也就是每天差不多三十个。在7月份被处死的人当中，原特权阶级只占百分之五，而资产者和无套裤汉竟占百分之七十四以上。这个无套裤汉是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

    雅各宾派疯了，它公然地将屠刀挥向了法国人民。雅各宾派认为一切人都是可疑的，一切可疑的人都是可耻的，一切可耻的人都是该抓的，一切被抓的人都是该杀的。这样混账的逻辑运转起来以后，当强大的国家暴力掌握在这样一群疯子手中的时候，法国大革命距离法国启蒙思想所揭示的那个人类美好的未来，就越来越远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罗兰夫人曾这样感慨：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横行于世！她也是被杀掉的。

    总是这么大规模的、毫无节制杀戮，雅各宾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比如之前提到过的丹东就很不喜欢。丹东公然的号召：爱惜人类的鲜血！也就是说停停吧，别总杀了，杀杀就行了。但是林子大了很么鸟都有，也有认为罗伯斯庇尔杀得还不够的，比如法国左派的一个叫埃菲尔的领导人，他是新闻记者，他就认为应该继续杀，更大的杀，更快的杀。这种观点上的严重冲突使得罗伯斯庇尔陷入到了一种窘境，到底要不要再杀，再杀会怎么样。但是这点小事显然不够瞧的，罗伯斯庇尔采用了一种简单而且对于他来说非常习惯的处理办法就搞定了，那就是杀。他首先把埃菲尔叫过来，你认为我杀的还不够是吗，好，从你开始，死去吧！把埃菲尔杀了。然后，把丹东找来，问他：你反对我的意见吗？丹东回答：是的，我反对！好，死去吧！把丹东也给杀了。这个在之前号召法国人民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著名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体现出了勇敢的品质，因为在杀他之前，他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他拒绝了，丹东的行为颇有点“我以我血荐法国”的感觉，他就是要死给你看，他觉得我不死人们不足以知道雅各宾派的邪恶。丹东被处死之后，曾经雅各宾派的“大巨头”：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中就只剩罗伯斯庇尔老哥一个了。

    在丹东被处决不久，热越党发动政变，把罗伯斯庇尔给干掉了。这不好说是一个因果，不好说是一个轮回报应，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别人就有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罗伯斯庇尔被处死，雅各宾派的统治被瓦解，热月党人上台，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到这暂告一段落。

    在这说点题外话。我们都说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民主常常被误读，常常被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主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还包括多数保护少数。因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交换经济，是需要伙伴共同完成的经济。消灭异己，就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游戏。所以，一定要善待你的反对派，甚至要保护你的反对派，当你的反对派不能给你构成威胁的时候，你甚至还要扶植你的反对派。可是自古以来，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心胸气度呢？纵观世界历史，有几个人能够故意培养一堆反对者，一堆敢说话的人在自己身边呢？咱们中国也曾经有过这种“多数服从少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把政府机构掀翻，把法律丢在一边，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打翻在地，在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结果呢？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

    著名作家林达在著作《带一本书去巴黎》中这样写道：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上，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建筑零历史”这样的悲剧，他们同时经历的也有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零历史”或者“短历史”的状态。这是过度美化底层民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当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时，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压抑和掩盖，没有机会暴露和爆发。可是，假如在过度美化的同时，也将过度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的致命弱点就会在权力的催化下，瞬间爆发，迷醉的、暴力的、甚至是过度残忍的。因此，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政权。不论这样的阶层是贵族还是平民。当底层民众是弱者，社会关注点应该是底层平民；当旧日贵族的身份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保护的就是这些贵族。依据的应该是公平的法律。这样的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没有人天生就是圣人，所有人都需要被教育。

    《西欧欧明》如此评价法国大革命：纵观法国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法国的民主是在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冲突和不断反复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和人民的激进使得社会各阶层力量之间难以妥协，因而法国争取民主的进程典型的代表出不妥协的暴力革命的特点。

    霍布斯保姆的《革命的年代》中如此评价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的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的多。首先，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也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其次，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

    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自娱自乐，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美国独立战争，因为原先就是一殖民地，而且还远离世界中心欧洲大陆，基本上也是自娱自乐的状态。而只有法国大革命，在早期的三大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重大的世界性的影响。

    法国的大文豪雨果，也就是写出巨著《悲惨世界》的那个，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九三年》中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正确的人道主义。

    长时间的暴力革命，内忧外患之下，人民开始希望能有一个强人出来带领法国走出这苦难的泥潭，这也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搭好了宏大的舞台。